從印度外長新書前瞻莫迪外交

在莫迪2014年5月上台之際，蘇傑生甫從駐華大使轉任駐美大使大約半年，到翌年1月即被召回新德里，升任外交部次長，到2019年5月莫迪連任後，他從因病退出政壇的斯瓦拉傑手上接過外長一職。蘇傑生翌年發表The India Way: Strategies for an Uncertain World（印度之道：在不確定世界的戰略）一書，到今年初他再出書Why Bharat Matters（婆羅多（印度）為何重要）。

在The India Way一書，蘇傑生已提出印度是時候採取「接觸美國、管控中國、結交歐洲、安撫俄羅斯、發揮日本作用、引入鄰邦參與、拓展鄰近地區，以及擴張傳統支持基本盤」的策略。在Why Bharat Matters一書，蘇傑生形容對比前書出版時，印度在不同戰線皆有進展，但非齊頭並進，有些順利推進，有些卻比預期複雜；與此同時，「新冠疫情、烏克蘭衝突（按：俄軍侵烏）和西亞地區的戰鬥（按：以哈戰爭）接踵而至的影響，令轉型中的全球秩序面對加倍挑戰」。

蘇傑生在新書有專門篇章討論「四方安全對話」（QUAD）和對華關係。談到作為印美關係重要一環的QUAD，蘇傑生直言當其會面層級提升至峰會級別，便已由官僚機制變成攸關國家利益的聚會。他坦言QUAD冒起的背後，很大程度上跟印度外交政策在冷戰結束後的修正有關，戰略盤算的變化促使印度對美國、日本、澳洲的關係可更自然和全面地各自擴展。

現實主義對華 倡中印「3個相互」作基礎

在對華政策上，蘇傑生鼓吹「現實主義的重要性」。他不諱言自獨立以來，印度存在分別以首任總理尼赫魯和以首任副總理帕特爾為代表、現可概括為「中印」（Chindia）和「印度優先」的兩條路線。帕特爾認為，印度已盡力紓緩北京憂慮，惟北京對新德里卻存在猜疑甚至有點敵意，警告印度恐有面臨兩線夾擊（按：指中國和巴基斯坦）之虞；尋求對北京友好的尼赫魯則認為帕特爾杞人憂天，質疑解放軍不可能翻越喜馬拉雅山脈的天險來攻擊印度。

蘇傑生將尼赫魯路線描繪為理想主義的「中國優先」政策，他質疑即使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爆發，尼赫魯也只向美國尋求有限度援助，「正是這種現實主義的匱乏長期困擾我方對華打交道的政策方式」——莫迪顯然屬於帕特爾的現實主義路線。他承認，在2020年加勒萬河谷衝突打破逾40年的邊境相對和平狀態後，中印要建立更穩定和平衡的關係並不容易，其決定性因素在於能否以「相互尊重（mutual respect）、相互體察敏感度（mutual sensitivity）和相互利益（mutual interest）」為基礎。

彈性外交 「問題性質決定伙伴性質」

談到印度着力經營的「全球南方」外交，蘇傑生強調這非始於去年主辦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印度自莫迪上台後已積極協助賦權全球南方，例如提供信用額度和撥款援助，助其執行不同規模的社會經濟項目。

蘇傑生總結道，印度的活動範圍已有擴展，東進印太地區，西向海灣地區和非洲，惟歷史上印度都是追求將「選擇自由度最大化」——印度有廣泛的自身利益考慮，只能透過多向量（multi-vector）政策方式來消除箇中矛盾，即「伙伴的性質將視乎問題的性質」，而建立這種彈性是至關重要，因為印度未來數十年將開始取得更多領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