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学生领袖李录脱胎换骨 其他“领袖”相形见拙不值一提

很少有人知道，以生产车用电池和电动车闻名的企业比亚迪，在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期间，实则已然迅速转型为全球最大的口罩生产商。

比亚迪所生产的口罩，是日本、美国重要的抗疫物资来源。以至于“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也拍摄了一张戴上比亚迪口罩的照片，身穿一件印有“我想长命百岁，至今仍不错”，并在照片内写上“我的比亚迪口罩正帮我实现目标”。

比亚迪之所以能迅速转型生产口罩，与其创办人王传福1月底的决断密切相关，也因为汽车产业链本身就比较复杂，并可以承担生产外科口罩的相关技术。举例，生产外科口罩的原材料聚丙烯和熔喷技术，是制造汽车隔音棉的主要步骤，汽车制造商往往也有大量的相关原材料储备和获取渠道。至于生产口罩需要的无尘车间，汽车厂内的汽车涂装车间本身就是标准的无尘车间。

不过，为何是售往美日市场？巴菲特又为何为之做宣传？在这背后，与一位华裔投资人相关：喜马拉雅资本（Himalaya Capital）创始人，李录。

身份独特的“牵线人”

其实，通过其所领导的伯克希尔（Berkshire Hathaway），巴菲特是比亚迪的主要股东之一，而当时为伯克希尔和比亚迪牵线的便是李录（他也是投资人之一）。李录与巴菲特相识久矣，巴菲特最亲密的合作伙伴、伯克希尔董事会副主席芒格（Charles Munger）更是将家族财产交予李录管理，并将他称为“中国的巴菲特”。

今年4月23日，李录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称为这个成立于1780年的知名机构的众多杰出院士之一。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的使命不仅在于表彰各界杰出人士，也在于集合各界力量应对重大挑战，促进公共福祉。这也是李录当选的重要原因之一，严谨遵守价值投资理念的他，在成功积累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促就了一个个企业乃至行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与巴菲特和芒格等投资者一样，李录虽然避免让政治立场和观点影响投资决定，却对国际时政，尤其是各国长远发展趋势有着密切而深入的观察。而李录年轻时在中国长大，他是积极参与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学生领袖，见证中国近数十年的演变，同时又与美国政界、学界精英群体交往密切，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也有着独到的见解。

中西从隔绝到交织的轨迹

李录对中美关系的理解，是在中西文明对比的框架之下。根据新史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 Ian Morris和其团队的“社会发展指数”，即一个社会能够办成事的能力，可见从公元前14,0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500年前后，西方一直领先东方。自公元6世纪直到公元18世纪末，东方一直领先西方，而后又被西方超越，乃至差异迅速扩大，西方率先进入飞速发展期，并将东西方差异扩大成对全球的统治 。东方的社会发展指数从20世纪开始起飞，今天虽然仍然大大落后于西方，但是已经显示出能够追上西方的迹象。

李录认为，地理位置在东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对文化差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地理位置的独特性，让中国出现了大的帝国，最早发明了以荐贤、科举制为标杆性代表的“政治贤能制”。而同样因为地理位置，西方最早发明了把现代科技和自由市场结合的“经济贤能制”，并且最早进入了现代科技文明。

李录以1776年为3.0文明时代的开端（也叫科技文明，相较于1.0的采集狩猎文明，2.0的农业畜牧业文明），那一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出版，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瓦特蒸汽机也被发明。此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从英国开始向全球蔓延。

李录认为，这三件事分别代表了自由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制下的有限政府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从那时开始至今，全球最成功、最发达的国家都具备这三个关键的要素。

他更进一步指出，全球化正是3.0文明铁律的必然结果。正如全球各国若不主动进入现代化进程，就会被动卷入现代化，全球化趋势也是一样，商品、服务、科技、金融市场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整合、拓展、加深。

中美关系的历史和当代背景

李录认为，西方与中国因为地理位置上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和文明传统，也带来了对彼此相互解读时一些天然的偏见。理解这些，对理解中国和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上的异同极其重要。

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里走了很多弯路，在西方飞速迈入现代化的同时，中国即使被鸦片战争打醒，也随即无奈陷入太平天国内战，随后又于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中一再试错，乃至贸然参与战争，民国初立却又面临内乱和强敌日本的挑战，直到二战乃至国共内战之后才有了重新开始的机会。而今中国构建起自身科学技术的基础，又将之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并抵定了国内外较为和平的大环境，现代化在中国才大规模地发生。

李录判断，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里，会进一步按现代化轨迹发展。决定该过程会否顺利的因素，除了国内稳定以外，也包括国外大环境是否平和。其中，中美关系也尤为重要。

在看待中美关系时，离不开时代的背景。李录认为在3.0文明时代，国际关系受到三个刚性限制的约束。

第一点便是上文提及的全球化进程，一旦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国际市场之后，最大的市场终将会成为唯一的市场。离开国际市场的代价将越来越大，以至于离开就会落后，离开的时间越长，落后的速度越快，到最后还是会被迫加入进去。

第二点，在核武器时代，大国之间都具备共同毁灭原则，亦称M.A.D机制（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在这种机制下，理性的大国之间不可能展开全面无底线的战争。

第三点，3.0文明时代对整个人类提出的一些特殊挑战只能靠国际合作，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合作才能应对。譬如全球环境治理、恐怖主义。在此框架内，全球经济的协同治理也正变得愈发重要。

对两国前景的评估

然而在中美两国之间，却又是另一幅光景，中美竞争正愈发激烈。在李录看来，中美竞争一方面将主要集中与经济领域，另一方面，最重要的竞争资源常常是看不见的——是科技水平，是有吸引力的制度，是市场的容量，是教育的水平。最成功的国家是那些能够把国人的潜能最大发挥出来，又能吸引的全世界最优秀人才的国家。

李录认为，中国由于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受制于西方，这种历史上造成的对西方的不信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对西方人来说，让东西方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人种、文化、心理、人口规模、综合国力此消彼长等表面原因，以及东西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价值观念差异等深层次原因。在此背景下，有摩擦是必然的。

不过李录依旧判断“人不可能两次走入同一条河”，最坏的冲突情况不会发生，任何不安、怀疑、误解甚至敌意都是暂时的。在3.0文明的铁律下，中美关系乃至中西关系都很难跳脱出其框架。

且李录认为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在进一步转型，更可能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实现全面的自由市场经济，并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结合科举制与宪政民主制的政治制度。今后几十年改革成功后的东西方关系自然会更加接近，互信合作更加紧密。届时，经历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的中国，也会为西方提供很多有益的建议和经验。

从中国的角度，李录认为中国对外政策应致力于维护国际自由市场经济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尽量避免与他国，尤其是经济大国的直接冲突。毕竟任何冲突可带来的收获，与实现现代化所需的最佳国际环境相比，都微不足道。

乐观地看，李录常言中美之间有共同的利益，面临共同挑战，在经济等多个领域有很强互补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科技都会是经济的第一推动力，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因此也不会发生变化，会在人均GDP和高科技水平方面领先。中国的制造能力、市场纵深，又可与美国互补。

因此，除了上述内容，在李录看来，中国还应该做的便是在适当时候，与国际进行更直接的民间对话，以各国能接受的语言，说明中国当前及今后的改革方向、目标、及现代化后中国的愿景，以此逐步增进理解，消除误解。

与李录的脱胎换骨相比，现还在“搞民运”的其他89领袖，顿时失色。

李录（右一）于2008年推荐股神巴菲特入股比亚迪。(W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