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2008年會成為部份日本人「反華」的起點？

作者：李冠儒

日本的排外現象正在撕裂社會，筆者與處於兩端的日本友人們訪談後發現，部份受訪者「不排外但反華」，而在他們的記憶中，中國於2008年出現過一系列非傳統安全事件，導致不少日本國民質疑中國為了發展不惜犧牲後代利益，此後開始擁抱「中國威脅論」。直到今天，儘管中國已在努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並且成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場、全球最大的清潔能源設備制造國，也無法改變他們對中國的負面印象。那麼，具體而言，在2008年，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他們又是如何解讀的呢？

1月：所謂中國產「毒餃子」事件

中國人大多不曾聽聞過該事件，可但凡出生於1995年後的日本人，十有八九聽過所謂中國產「毒餃子」。2008年，千葉市兵庫縣多名日本人在進食天洋食品（中國）生產的餃子後中毒，經調查後當地派出所確認餃子內含農藥，新聞引起公眾恐慌，怪責中國的食物不安全，最後卻查明中國犯人呂月庭進行惡性投毒。2014年1月20日，《日經新聞》報道河北省石家莊市的中級人民法院正式以投放危險物質罪判處呂月庭無期徒刑，證實她利用工作之便進入冷凍庫，曾以注射器向速凍餃子等產品注射甲胺磷。《日經新聞》還提及，毒餃子事件導致日本方面對中國製食品感到深刻不安，甚至一度發酵為中日兩國的外交問題。不過，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等日本官方組織均願意承認那是個人行為。

站在中國官方的角度來看，這無疑是呂某的個人犯罪行為，而非國家層面的非傳統安全事故，因此無需多言，「身正不怕影子斜」。然而，彼時確實有許多日本媒體刻意扭曲事件，將其描寫為食安問題，導致「該中國犯人代表全中國」的錯誤演繹深入人心。結果當年「日本流行語大賞」中，「毒餃子」（毒入りギョーザ）成為大賞的後補語，言論NPO的中日聯合輿論調查的結果也反映「食安」是當年最重大議題。2019年ntv的《震驚世界的新聞》（ザ！世界仰天ニュース）也再次回顧該事件並污衊它是「中國的食安問題」。

5月：汶川大地震及圍繞「豆腐渣工程」的討論

5月發生汶川大地震奪去了大量生命。國際協力機構（JICA）等採用了較友好的口吻來刻畫日方救援人員成功搶救汶川孕婦的故事，記載該孕婦表示將來要督促孩子學習日語、知恩圖報。可日本主流媒體普遍傾向以「豆腐渣工程」為題批判中國未能使用符合規範的材料建造安全的公共設施。例如日本知名防災專家山村武彥曾表示：「（汶川）老舊的不耐震建築物…（震後）像人間地獄。」長期面對地震威脅的日本群眾對大規模震災有共情，有關報道讓他們意難平，特別關心「是天災還是人禍」等人道討論。因此，當日媒披露「希望學校崩壞，但政府建築尚在」等負面內容時，有許多日本讀者就認定是當局偷工減料，最終崩塌並導致大量師生傷亡。「草菅人命」的負面形象從此深入日本人心，使得「中國製造」、「中國援外」都在日本留下「便宜、快、品質不可靠」等刻板印象。

7月：「三聚氰胺奶粉」

「毒餃子」事件確實是個體的犯罪行為，慘遭日媒炒作。但同年7月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無疑是重大食物安全危機。當年，日本食品安全委員會和厚生勞動省等日本政府部門，在短時間內完成共計23份相關的食品安全調查報告，指出大量食用三鹿集團旗下奶粉的嬰兒中有不少患有腎結石，強調「在三鹿奶粉中發現了違規添加的化工原料——三聚氰胺和三聚氰酸，目的是在進行蛋白質含量測試時，通過這種低成本的方式提高氮含量的水準，讓產品看似更有營養…部分嬰兒的頭部也因此變得腫脹」。日本市民在看到相關「人禍」後，難免又再聯想到1月初的「毒餃子」事件。筆者多次分析，日本人非常重視可持續發展、人的安全等等價值，在他們眼中，「三聚氰胺奶粉」和「豆腐渣工程」都是為了當下利益而犧牲後代利益的惡行，自然更加擁抱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反華情緒反助日本擴大對外援助？

JICA庫務、財務及會計部部長安藤直樹的研究指出，日本在2006年和2007年分別終止對中國的「無償資金援助」和「新規日元借款」後，「支持增加（日本政府）官方開發援助（ODA）」的日本受訪者比例開始快速上升，「這與反華情緒有密切關係」。反華情緒高漲時，日本受訪者會強烈要求日本政府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比中方更優質的對外援助，藉此爭取擁有比中國更大的國際影響力。有趣的是，日本內閣府《外交相關輿論調查》（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顯示，2008年選擇「支持增加ODA」的受訪者的增幅較2006和2007年這兩個關鍵節點大：自踏入21世紀以來，長期有40-55%受訪者支持ODA政策維持不變，而在2006年增加了23.1個百分點，2007年再上升至24.8個，2008年更激增30.4，到2010年則達到本世紀最高點——31.5。由此可見，2008年確實是關鍵節點。

直到今天，我們依然經常能在日本媒體上觀察到用「優秀的日本ODA」挑戰中國影響力等反華說辭。例如《產經新聞》在2022年4月6日就曾發表《用日本模式對抗中國》的報導。「戰後，日本被限制行使軍事力量的權利，因此ODA成為日本（在國際上）發揮其重要作用的外交工具…（東盟）對日本的『信賴度』較高，但在『地區影響力』方面，中國出類拔萃…由於日本的財政與資源有限，在物資數量方面日本無法與中國比，因此日本（與中國競爭的）焦點是『質（量）』。」這種「以日本優秀ODA抗衡中國『債務陷阱』」的論調離不開2008年中國的非傳統安全事件造成的負面印象。專門負責宣傳ODA的《國際開發研究》雜誌總編輯荒木光彌更聲稱：「包括研發援助在內，將資源用於更高水準的技術轉移和人才培養方面，對受援助國家的政策起草、制度設計等層面產生比中國更大的影響，才是日本對外援助取得成功的關鍵。」

有關的記憶與敘事，正是日本反華派的「根」，造就了一批在日本當下排外浪潮中不排外但排華的特殊反華群體。即便如今中國已經積累了大量實事求是的利他案例，日本的「中國威脅論」者們依然不願接受這些事實——用受訪者的話來說，是「2008年的傷痕實在太深」。

作者李冠儒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務教育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