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前外长讲出席中国大阅兵的“隐情”

澳洲两位前政要应邀出席中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引发国内舆论争议。9月1号澳洲前外交部长鲍勃·卡尔（Bob Carr）在《悉尼晨锋报》发文，解释自己为何自费欣然前往的原因。
以下为全文：
1945年，当澳洲人围坐在家中黑胶收音机前，第一次听到“中国战胜日本”的消息，他们心里明白：这是一个盟友的胜利，也是全人类正义的胜利。

二战对澳洲而言，并非只是一段遥远的欧洲战线。战争从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开始延烧，中国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付出了惨烈代价——中国有多达2000万人在抵抗侵略中丧生。

澳洲人也深知，这些牺牲与我们自身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中国军队让100万日军长期陷入东亚战场无法脱身。

历史学家John Hirst曾指出，正因如此，日本海军在1942年始终无法成功说服军方执行入侵澳洲的计划，因为日本陆军根本抽不出兵力。

我之所以答应中国驻悉尼总领事的邀请，正是因为这段历史与我自己息息相关。我的父亲曾在太平洋作战，母亲与两位叔叔、姑姑都曾在军中服役。

从小，我就看到这场全球性战争在亚洲战场的另一侧，怎样深刻影响了我们。二战期间的中国困境，在当时的澳洲社会也被广泛报道——和今天相比，那是一个更有全球视野、也更有人道情怀的时代。

1938年，在严重经济萧条中，Illawarra的码头工人拒绝为日本货船装载用来制造炸弹的铁矿，因为这些炸弹最终会落在中国平民头上。这种反对侵略、支持正义的行为，在当年罕见而英勇。
曾经，丘吉尔极力要求澳洲派兵前往缅甸，目的是为中国保持与外界的物资运输路线。无论是丘吉尔还是罗斯福，他们都认定：“让中国继续参战，是盟军整体胜利的核心目标之一”。

我知道，一些右翼评论人士对我此次出行大加批评，仅仅因普京也将出席这场纪念活动。这种批评正是来自那些曾默认特朗普在普京加剧“侵略”乌克兰之时，仍然欢迎他访美、甚至站在白宫草坪共同发布信息的媒体。

讽刺的是，正是特朗普时代的极端对抗式外交，将中国从“竞争者”升级为“对手”，为今日中俄靠近奠定了逻辑基础——即便他们在过去曾为中亚利益相互制衡，也有过严峻的边境冲突。

试问，既然中国与苏联/俄罗斯在战争中都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又为何要排除俄罗斯参加这场“反法西斯胜利纪念”的资格？历史不是政治筹码，用选择性记忆换取掌声的方式，才是真正对这些牺牲的不敬。

我此行，吸引我注意的并不是普京，而是将有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九国的庞大代表团出席。

这些国家在长期与中国互动的历史中，已逐步形成更务实、成熟的认知：一个大国的崛起是现实，需要的是沟通而不是对抗。
而我得和前新西兰总理Helen Clark与John Key同行，正是另一次交流的机会，我们必须集体正视：没有任何国家能阻止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而我们要避免的，是未来中美之间因误判陷入战争。

我将在此次访华中，参加中国两大对外政策智库的对话。我会重申Anthony Albanese总理访华所带来的正面成果，也会向中方传达明确信息。

澳洲希望构建健康的、基于国家利益的中澳关系，而不是被意识形态劫持的紧张关系；中国的外交完全可以更灵活、更建设性——尤其在与印度、日本的关系上，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空缺、本可以成为中国修复区域影响力的机会。

此次将代表日本出席的是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长期倡导中日友好，也曾为日本的战争罪行郑重道歉。这是处理历史问题的应有姿态。

此外，我也会直言：在南海与菲律宾的领土争端中，中国的强势手段并未获得实质性“收益”，反而为对手制造了攻击口实。这是外交需要反思的地方。

当然，中国将这场胜利纪念用作国家“宣传”或“外交公关”的策略，是可预见的。但美方又何尝不是如此？

特朗普作为美国“后民主时代”的第一位总统，也曾在美国独立战争纪念日，也就是美军建立250周年时，一度命令封锁整个华盛顿，举行了一场浩大的军事阅兵。

我们还记得那时，澳洲的政客站在核潜艇旁边，发表着关于AUKUS（一个正在迅速失去意义的安全协议）的讲话。大国的自信，常常通过炫耀军力来表达，而这种场面，不论中美，终究并不好看。外交的使命，恰恰是将这些军备管控在“阅兵场”，而不是“战场上”。

1945年，中国抗日成功，是盟军整体胜利的重要支撑。对于澳洲来说，这是全人类的胜利，尤其是那些曾经被关押、如今归来的军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更是意义非凡。

这样的胜利值得纪念吗？当然值得。更值得的是，把这样的历史作为起点——去展开一场以和平为最终目标的对话，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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