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提醒默茨「不要叩頭」　恰恰證明了中國已然崛起

「政治常青樹」默克爾（Angela Merkel）執政16年內曾12次前往中國，成為任內訪華次數最多的西方國家領導人。這項紀錄幾乎不可能被打破，無論在德國還是中國，它都被視為衡量德國對華政策的一杆「隱形尺規」。

默克爾在對華關係上的特點是「政經並重」：不僅每次訪華時眾多經濟界要員相隨，德國企業在中國遍地開花；第一次連任成功後，她還與中方在2011年達成了「政府磋商機制」（Deutsch-Chinesischen Regierungskonsultationen），為雙邊關係的制度化發展奠定了框架。

如今，中德關係經歷了一段時期的低潮，在新的國際局勢推動之下，默茨（Friedrich Merz）在就任德國總理近10個月後，首次踏上中國的土地。代表團規格較高，據公開信息顯示，隨行包括9家達克斯指數（DAX）企業及約30位元首席執行官，規模不遜於默克爾時期。

與德國外長瓦德富爾（Johann Wadephul）此前訪問日本、印尼和印度時對華表態強硬相比，今年德國對華政策的基調似乎出現明顯變化。

這是柏林的「權宜之計」還是「長遠佈局」？歐盟對華政策的「三重定位」前景如何？中德關係是否還有可能回歸默克爾時期「政經並重」和「攜手共贏」的局面？

筆者將根據自己的觀察對此作出分析。

特朗普「功」不可沒：轉折的外部推力

無需揣測默茨個人對華認知是否發生本質轉變，但德國外交口徑的變化確實發生在短期內。

在默茨上任前後，其對華言辭總體偏於批評，合作意向並不明顯。外長瓦德富爾的態度更為強硬（請參閱筆者此前寫過的兩篇分析文章），給人的印象是延續了綠黨時期「基於價值與規則」的外交風格，強調制度差異與價值分歧。

即便特朗普（Donald Trump）再度入主白宮並對包括歐盟在內的多方發動關稅戰，德國對華政策並未明顯轉向。相反，為了安撫特朗普，歐盟在與美國的關稅談判中曾把中國當作祭盟的「犧牲品」，為此不惜接受一個對自己頗為不利的協議。

根據筆者的觀察，白宮數番揮舞關稅大棒、其政府要員對歐盟的言語羞辱和政治干涉、大舉退出國際組織、違反國際法干預他國事務（包括公然綁架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Nicolás Maduro））等，均未真正動搖柏林對北大西洋關係的信心和期許。

真正的心理轉折，始於所謂的「格陵蘭島危機」，特朗普政府以所謂「應對大國競爭」、「中俄勢力滲透」、「確保北極安全」為由，試圖通過購買或納入安全體系等方式控制丹屬格陵蘭島。這不僅折射出美國從全球主義轉向單邊主義與領土擴張的戰略轉型，更對盟友關係、歐盟利益和北極地區的穩定構成了嚴峻挑戰。

用「是可忍孰不可忍」來形容此後歐洲絕大多數政要的心境毫不為過。

也正是從這時開始，默茨在重大正式場合，如今年1月在聯邦議會就外交政策發表演講、2月慕安會和基民盟聖灰週三（politischer Aschermittwoch）政黨集會，均認定「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已終結，赤裸爭霸的「大國政治」（Großmachtpolitik）正在回歸。

在這樣的國際大背景下，德國政府認為必須修正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對華關係並不奇怪。

基民盟議會黨團主席施潘（Jens Spahn）說得更明確：「我們終結了說教政策」（die Politik des Zeigefingers）。他這裏所指的是綠黨推行的「教師爺」和「道德婊」外交風格，主張在外交和安全領域採取「更加明確、強硬和減少說教」的行事方式，重拾默克爾任內的務實路線。

之前，為了留住「山姆大叔」，德國及其西方盟友忍辱負重，不惜犧牲中國利益；如今，為了保護自身利益，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嘗試拉近與中國的關係。

顯然，默茨是在學習和模仿卡尼（Mark Carney）的做法，但這位加拿大總理對美國的「相背而行」並非自己有了「政治外心」，而是「被逼無奈」。因此，美國的西方盟友最近陸續轉向中國，特朗普的「騷操作」和「瞎折騰」功不可沒。

從這個意義上說，北大西洋聯盟的「掘墓人」舍他其誰？

對華「三重定位」的失敗

這個新的現實和趨勢實際上也顯示，歐盟委員會數年前制定的對華戰略的「三重定位」已開始動搖。美國的歐洲盟友們為自己「盲目和無奈」地跟隨華盛頓浪費了寶貴的追趕時間，並付出了慘痛的利益代價。

實際上，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2019年就任歐盟委員主席後開始推行的這項舉措（「合作夥伴、經濟競爭者、制度性對手」），正是迎合特朗普對華戰略的結果。

當時，既迫於美方的壓力，又覺得受到中國實力的挑戰，歐盟戰略團隊琢磨出這麼一個「看似清晰、實質模糊」的對華戰略來，目的是既能向美國交差，又能在對華關係中找到隨時可以切換的自洽位置。

如今，德國和歐盟對美國的看法有了基本的改變，不敢再將其視為可靠的夥伴。在這樣的背景下，其對華戰略自然有了調整的必要。

當然，中國在自身發展中表現出來的「戰略自信」和對歐政策中所展示的「戰略耐心」也促成了西方內部的對華轉識。

中國不厭其煩、苦口婆心地告訴歐盟：「我們是夥伴，不是對手」。此話在很長時間內顯得有些「蒼白無力」和「無可奈何」；現在回看，很多觀察員才發現其中的妙處。反倒是馮德萊恩推行的對華「三重」定位和不久前主持達成的歐美關稅協定，穩固了歐盟自己在國際政治中份量銳減的事實。

當然，說中國「躺贏」尚為時過早，且言過其實。因為德國對美國的深度失望和對華的相向而行並不等於對中國「好感」的開始，更不能說德國和歐盟徹底放棄了對華的「三重定位」，而只是再次印證了中方「發展才是硬道理，實力才是壓艙石」的底層邏輯。

在股市上，股票價格會因短期非理性超買或超賣、脫離內在價值或長期趨勢後，自動向均值回歸。這個過程被稱為「技術性糾偏」。

套用這個概念和道理，我們不妨也將默茨對華態度從「道德說教」到「回歸現實」的轉變，視為德國對華外交和經濟政策上的「技術性糾偏」，它並不代表「系統性」基調轉向和地緣政治上的遠見卓識，因此我們切忌過早樂觀和期許過高。

冷靜看待德國對華的「轉識」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媒體在報導默茨訪華時，剪輯和播出的默茨言論幾乎清一色都是對中國提出了這樣那樣的要求，非常專業地展示這位總理言辭犀利和直截了當的行事風格，頗有「獨立的第四權」主動配合政府公關之嫌。

其實，西方政客的許多表述是說給國內選民聽的，德國的政治精英也無法跳出「政治正確」的框框。但是，人們在長期觀察後也能從中看出這些政客的政治線路和價值取向。

在今年的慕尼克安全會議上，默茨在演講中直接或間接地闡述了他對中國作為當今國際秩序中的「大國」定位。

1.對大國政治的診斷：默茨在發言中將當前的國際秩序描述為已經「崩壞」，並強調「大國政治」已經回歸。在這一框架下，他將中國的行為歸類為具有「戰略擴張性」。

2.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他將中國（與俄羅斯並列）視為對西方安全和自由構成挑戰或威脅的大國之一。

3.在烏克蘭問題上的關鍵角色：在慕安會結束以及訪華期間，默茨特別強調了中國在結束烏克蘭戰爭中的關鍵作用，並將中國定位為俄羅斯最緊密的夥伴。

4.系統性的競爭對手：儘管他強調了對話的必要性，但他在會上將中國置於歐盟既定的對華關係框架內，即中國同時是夥伴、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

從上述表述中可以看出，默茨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並非是針對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積極作用而言，而是建立在「中國威脅」這個老生常談的政治基調之上的。對華戰略的「三重定位」雖然事實上已開始動搖，但他口頭上似乎要將此推進到底。

四年來，包括德國在內的歐盟已被俄烏戰爭拖得不堪負荷，雖然官方還沒鬆口，但民眾的不滿日益明顯。在如此的民意壓力下，作為一個民選政府，在援烏態度上的轉變應該只是個時間問題。但在這一時刻到來之前，這些國家會繼續把普京視為「萬惡之源」，同時也會把不積極幫助結束這場戰爭的第三國視為莫斯科的「幫兇」。

對此，中國不必過分在意，因為這個局面用不了太久或許就會出現變化。默茨在中國高調「肯定」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就是在用“捧殺”的方式促使北京對莫斯科施加影響。

默茨反復強調的所謂「大國政治」，在更大層面上其實是指美國和俄羅斯。涉及到中國的部分更多是在影射中國統一的方式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

日前，他在基民盟「聖灰週三」的政治集會上再次提及中國。中文媒體摘引的是默茨以下這段話：「戰略上，我們有興趣在全球找到與我們志同道合、以同樣方式行事的夥伴，尤其是那些願意與我們共同塑造未來的夥伴，從而使我們的國家繼續保持繁榮，並維持高度的社會保障水準。」

但未被轉述的部分是：「我們突然看到，與中國過去三千年的歷史不同，中國如今在南海以一種進攻性的方式擴建軍事基地、對台灣島進行包圍，並公開宣稱在必要時準備通過軍事手段實現所謂的中國統一」。

中文媒體的這種取捨報導很容易妨礙人們對德國政策的內在邏輯和基本準繩作出冷靜和準確的判斷。

引用的那部分內容似乎給人這樣一種感覺：默茨已將中國歸類為「志同道合、以同樣方式行事的夥伴」。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他只是在暗示並希望中國成為能使德國 「繼續保持繁榮，並維持社會保障高水準」的夥伴。而未被轉述的部分，才道出了默茨對中國的根本看法，特別是「必要時準備通過軍事手段實現所謂的中國統一」這句話。

默茨在行前表示，他尋求與中國發展「戰略夥伴關係」。眾所周知，所謂「戰略夥伴」就是在求同存異和承認彼此核心利益的基礎上進行合作。「台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可他卻把中國追求領土完整這一核心利益稱為「所謂的統一」。這既罔顧了歷史事實，也反映了其對華「轉識」的投機性和雙標性。

由此可見，德國對華認知仍然基於陳舊的歷史認知和意識形態；德國媒體、智庫和政治精英多年來的資訊「灌輸」使德國社會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國防現狀的瞭解嚴重偏離事實。這應該引起中方的高度重視，並在外交對華和商務談判中釐清這層關係。

結語

由於俄烏戰爭的關係，默茨訪華乘坐的政府專機無法如戰前那樣飛越俄羅斯領空直達北京。這種政治原因導致的「延時」，從某種意義上也反映了德國對華外交的困境和現狀。

在默茨尚未抵達中國時，德國媒體已開始「提醒」自己的總理在中國「千萬不要示弱叩頭」。《商報》發表評論，呼籲德國總理應以自信姿態同中國領導人舉行會談，明確表達德方訴求，卑躬屈膝只能取得適得其反的效果。

筆者相信，默克爾那時候，德國媒體是不會提醒自己的政府首腦在中國不要「卑躬屈膝」的，因為當時德國與中國的實力對比無須讓人有這種擔憂。如今德媒這般提醒，恰恰說明德國的實力已經式微，中德（歐）關係的主次位置已發生逆轉。

此外，歐美在看到與中方合作能帶來機遇的同時，似乎仍將目光集中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和社會內部裂變的可能性上。這種把「希望」寄託在對方可能出現失誤和偏差的僥倖心理，並不能改變自身制度的頹勢。

中德關係如今有了新的開端，雙方最大的共識是「堅定維護聯合國地位，堅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在此基礎上，中方在追求合作雙贏的同時，也要知道如何用「基於實力」的態度來應對「基於規則」的玩法，在互惠互利的同時保持戰略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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