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大“公知”全军覆没

日本决意向太平洋倾倒核废水一事，正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作为利益攸关方，临近日本的中国自然表示反对，舆论场也掀起波澜，其中不乏为日本“辩护”的声音。

这当中尤为显眼的，是在2009年曾被评选为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的五岳散人，及前中国央视主持人王志安，二者在微博上为日本政府此举缓颊，向公众“科普”核废水之安全无害，远胜于一般标准的饮用水。但舆论对此并不买账，徒引骂声一片。

此外，被认为是中国自由主义声音重要阵地的凯迪网，也在近期关闭了若干社区版块。其社区公告称，“少数别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乱的所谓‘公知’，混杂其中。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行妖言惑众之实，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串联，企图动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站长期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强化审核，大力净网，仍不堪其扰。”

二者可为互文，共同映照出一个事实，那个属于“公知”的时代已经终结。

“公知”一词在中国的滥觞应回溯到2004年，彼时《南方人物周刊》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将“公知”定义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这一概念随即在中国走热。2004年的50人名单中，既包含吴敬琏、温铁军等经济学家，江平、贺卫方等经济学家，秦晖、吴思等历史学家，也囊括李敖、龙应台、陈丹青等作家、艺术家，及方舟子、袁岳等公众人物，金庸、胡舒立等传媒人，还有杨锦麟、鄢烈山等专栏作家、时评家。公允看待，这一名单虽未尽客观，但在鼓励知识分子参与公共议程方面，在官方媒体众口一词鲜见反对声音的环境中，有其宝贵价值。

“公知”概念的泛起伴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因后者带来的革命性改变，网络很快成为“公知”的主要发声渠道。这种传播方式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带来双重影响，一是“公知”的受众爆炸式增长，其“公共性”得到极大延展；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无门槛催生某种可能，“公知”的定义权散布弱化，网络影响力逐渐成为主要标准，“知识性”在消亡。

到2009年，一家对中共持激烈反对立场的西方媒体评选出“中国百大知识分子”，除去前述50人名单中的若干位在列，又特别新添艾未未、戴晴、刘晓波、信力建、夏业良、杨恒均等人。目前已移居日本，在排放核废水一事中为日政府辩护的五岳散人，同在此名单中。

通过具体人选变化不难看到，“公知”概念发展至此时，定义权进一步旁落，“工具性”开始凸显了。

可以说，公知在中国舆论场经历了十年左右的绝对辉煌。这一群体随中国网民数量的急剧膨胀而膨胀，个体的影响力完全超越传统媒体，成为真正具有“公共性”的意见领袖。公知为纸媒所“发明”，但被网络“成就”。

而异化也随其鼎盛开始显现了。公知的所谓“批判精神”在初期关注普遍公共议程后，不断限缩，进而直接指向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共本身。网络影响力成为主要标准后，大量网络名人跻身公知行列，哗众取宠式的情绪表达，冷嘲热讽的政治暗喻取代了冷静、客观的知识性言说。

时至今日，公知在中国舆论场的信誉已和破产无异。在当下的社会观感中，公知已与其最初定义离题万里，甚至直接同反共反华挂钩，被视为偏狭的代名词。考察其衰落，令人叹惋。

公知的一个致命误区是，既未把握“公共性”的真实价值，又放弃了“知识性”底线。于前者，“公共性”理应聚焦在公共议题和公共事务上，公知首要是该产出有价值的见解，展现其普遍关怀，而非随受众喜好起舞，甚至针对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编织故事，推波助澜。于后者，“知识性”的珍贵在于其专业视野，以为公众意见提供参考，公知就相应领域的言论理应是经得起质疑，受得住推敲的，至少在基本层面应当做到不偏听偏信，不偏见解读，乃至纰漏百出。

这些缺陷在互联网发展初期是不易发现的。但随着网络的真正普及，每个人的视野都得以极大开阔，彼此间的知识得以相互共享和印证，谬误与偏见赖以长久生存的基础逐渐消解。在互联网这个场域中，当“知识”彻底成为公共产品，公知在话语权上的垄断地位，曾经独享的对真相的解释权就荡然无存了。

所谓的“公知”们，错误地将特殊时代偶然降临的红利，体认为自身在智力与道德上的天然优势。遗憾的是，这种认知并未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反而渐渐成为“公知”坚守的核心价值，并随着公众在视野上的完全觉醒而彻底溃败。

当然，“公知”的消亡绝不等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失败，前者属于特殊环境造就，不过是短暂的互联网“宠儿”。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也许从来就对所谓“公知”的名头不屑一顾。（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