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盟國論」衝擊日本外交認知

中美領導人的接待規格與高市此前訪美的安排並不相同，更令東京在意的是峰會期間的歷史敘事。習近平主席提到二戰時中美並肩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特朗普總統也提及支援中國抗戰的飛虎隊，稱中美兩國當年是「盟國」。這種敘事，與日本長期強調的「民主對專制」的日美同盟框架存在明顯落差。

目前，東京研判：中美在台灣、稀土等關鍵議題上並未出現實質性突破，據此判斷中美關係已根本改善仍言之過早。但峰會所傳遞的政治信息，足以令東京重新思考自身的外交位置。

同盟愈強調 焦慮愈浮現

日本國內一些評論認為，當年與美國並肩作戰的盟友是中華民國，與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關。這一說法指出了戰時中國政府的代表權問題，但若因此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抗日戰爭歷史完全無關，則未免過於簡化。抗戰時期，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同樣參與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因此，特朗普所說的「中美曾是盟國」，更接近對二戰時期中美共同抗日的歷史概括，而不是指當時存在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的同盟」。

此外，曾參與1972年中日建交談判、後任日本駐美大使的已故外交官栗山尚一於2007年刊發的一篇回顧文章指出，日方在處理台灣問題時，特意加入「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項的立場」。《波茨坦公告》第八項要求履行《開羅宣言》的條款，而《開羅宣言》提出台灣、澎湖列島應歸還中華民國。栗山進一步指出，如果從「一個中國」立場出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那麼《開羅宣言》所稱的「中華民國」，就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的中國。由此可見，若忽略1972年談判的具體歷史經緯，特別是其中「波茨坦公告第八項」的歷史背景，就容易對日本當年處理台灣問題的立場和中國代表權問題的理解產生偏差。

第二個衝擊，是東京重新認識特朗普「慕強」的性格特徵。2025年秋，熟悉美國政情的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就曾質疑，高市早苗能否成為另一個能與特朗普建立特殊關係的「安倍晉三」，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特朗普重視與強勢男性領導人的關係。本次高市在中美峰會前專程赴美，卻未獲美方高規格接待，也未被預先告知中美峰會中的二戰「盟國」敘事。這無疑應該令東京好好思考：日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

須告別情緒化的對華觀

但習特會給日本最大的衝擊，或許還在於日本自身的對華認知。一名訪問早稻田大學的意大利學者曾問筆者：意大利的對華認知會隨着外部環境變化時好時壞，為何日本社會對中國的負面認知卻能長期維持在高水平？

據日本內閣府的外交輿論調查顯示，2010年有77.8%的受訪者表示對中國「不具親近感」，2013年升至80.7%，2023年達86.7%；2025年雖回落至83.5%，仍有超過八成。換言之，日本社會對華負面認知長期維持在高位。這種長期負面認知，容易形成情緒化的外交判斷。日本媒體不時出現「中國正被世界孤立」、「中國在世界上沒有朋友」等論調。但國際關係並非如此簡單。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會隨經濟利益、政府更替和戰略需要而調整，本次的中美元首峰會正是一個活生生案例。

日本輿論若把「中國被世界孤立」甚至「中國即將崩潰」視為外交判斷的固定前提，便可能低估中國的外交迴旋空間，也高估自身一邊倒依賴美國對華政策所能帶來的戰略安全。本次習特會給日本帶來的真正衝擊，或許正在這裏：美國可以根據自身利益調整對華政策，日本卻不能把自己的國家利益寄託於美國永遠維持對華強硬立場之上。面對不斷變化的中美關係，日本更需要根據自身利益調整外交，對華保持外交溝通。否則，一旦情緒化的對華認知取代了對外交現實的判斷，最終受損的可能是日本自身的國家利益。

撰文：張望

（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學術院國際教養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