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以色列輿論漸變　「新納粹」一詞再不為過？

從去年10月哈馬斯閃擊到今年4月伊以交火，這輪以巴衝突不僅烈度超乎想像，也嚴重衝擊以色列的國際形象。

去年12月的南非訴以色列種族滅絕案便是一例。以色列被指控進行「長達75年的種族隔離、對巴勒斯坦領土長達56年的佔領、對加沙長達16年的封鎖」，且涉嫌違反1948年的《防止及懲治危害種族罪公約》和國際法中有關加沙地帶巴勒斯坦人的義務規範，國際法院也在1月26日作出臨時判決，要求以色列必須「避免種族滅絕發生」。

當然，英美法德等西方國家都表態「不同意種族滅絕指控」、「種族滅絕指控沒有依據」，但這些官方聲明連說服本國民眾都有問題，自然也很難逆轉全球輿論格局。例如根據《經濟學人》／YouGov的1月民調，有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35%）認為以色列正對巴勒斯坦人實行種族滅絕，這個回答在18-29歲的受訪者中甚至高達49%。

而聚焦以色列形象的民調證據同樣鮮明。根據《時代雜誌》（Time）1月披露的美國莫寧諮詢公司（Morning Consult）調查結果，自加沙戰爭爆發以來，世界各地對以色列的支持度大幅下降：從9月至12月，以色列的整體淨好感度（即對以色列持正面看法者的百分比減去對以色列持負面看法者的百分比）在全球範圍內平均下降18.5個百分點；在接受調查的43個國家中，也有42個國家出現了下降。

其中，中國、南非、巴西和幾個拉美國家對以色列的看法都從正面轉向負面；許多已對以色列持淨負面看法的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和英國，其數據也都在這次急劇下降，日本對以色列的淨好感度從-39.9跌至-62.0，韓國也從-5.5跌到-47.8，英國則從-17.1跌到-29.8。

而美國則是接受調查的43個國家中，唯一仍對以色列持正面看法的富裕國家，淨好感度僅下降2.2個百分點，從9月的18.2降至12月的16。但這份調查也披露，華盛頓對以色列的支持不是毫無輿論代價，尤其是面對阿拉伯國家：在埃及，民眾對美國的淨好感度從9月的41.1降至12月的-14.9；沙特也出現了類似趨勢，數據從9月的12.2降至12月的-10.5。

整體來說，全球輿論對加沙戰爭的看法高度趨同：不論以色列有什麼理由，這場戰爭明顯缺乏正當性，其所導致的死傷更讓以色列的形象經營前功盡棄，甚至正在透支二戰以來的輿論格局，讓以色列從曾經的「大屠殺受害者」徹底墮落為「冷血新納粹」。

「新納粹」的形象起源

首先觀察以色列的「新納粹」形象起源。基本上這一形象不是源於這次衝突，而是早在上世紀以色列建國後，就已被部分以色列、阿拉伯、西方知識分子提出。

例如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又譯漢娜·阿倫特）就曾提到，以色列建國解決了歐洲的猶太人問題，卻製造了大量阿拉伯難民，且猶太歷史學家傾向將猶太人描繪成「歷史的受害者」、而非「歷史的創造者」，等於是讓猶太人擁有了「永恆的善良身份」，免受外界責難。鄂蘭更在1948年直接將以色列自由黨（Herut，利庫德集團前身之一）與納粹進行比較，稱前者的組織、政治哲學、社會基礎，都與納粹及法西斯政黨高度相似，「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令人不安的政治現象之一」。

以色列哲學家耶沙亞胡·萊博維茨（Yeshayahu Leibowitz）也在1968年（六日戰爭隔年）提出，猶太人對巴勒斯坦領土的持續軍事佔領，必然導致以色列國防軍（IDF）的道德淪喪，並痛批「以色列正將士兵變成『猶太納粹分子』（Judeo-Nazis）」。這一顛覆性控訴也在2018年被杭士基（Noam Chomsky，又譯作喬姆斯基）引用，稱從當前局勢來看，軍事佔領產生「猶太納粹分子」的預測完全正確。

文學作品更是反覆出現這個隱喻。例如巴勒斯坦小說家加桑·卡納法尼（Ghassan Kanafani）的《重返海法》（Return to Haifa），以及巴勒斯坦裔美國作家蘇珊·阿布哈瓦（Susan Abulhawa）的《傑寧的早晨》（Mornings in Jenin），都設定了猶太大屠殺倖存者侵占巴勒斯坦人居所的情節；黎巴嫩小說家埃利亞斯·庫里（Elias Khoury）則將1948年的巴勒斯坦「大災難」（Nakba，又譯作災難日）與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相連結，並表示「大屠殺和大災難雖不完全鏡像，但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如果能夠擺脫排外主義和民族意識形態的幻覺，就能夠成為人類苦難的鏡像。」

當然，上述觀點與呈現都引發不少爭議，因為不論是將猶太復國主義與納粹相提並論，或是將「大災難」與「大屠殺」相連結，都有被延伸為「為納粹開脫」、「否認大屠殺」（Holocaust Denial）的可能，導致論者蒙受「反猶主義」的危險指控。

例如德國政治學家、柏林國際反猶太主義研究中心（BICSA）主任克萊門斯·赫尼（Clemens Heni）就認為，將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與納粹主義相提並論純屬「顛倒是非」，是「極其激進的反猶宣傳」；拜登（Joe Biden）任命的監測打擊反猶太主義特使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也表示，將納粹德國與以色列進行比較，是對大屠殺的「軟性否認」（soft-core Holocaust denial），是「不否認卻顛倒事實，把受害者說成加害者」，而這種「錯誤的比較」淡化了大屠殺的本質，「比直接否認更狡猾」。

當然，上述說法的深層脈絡，也有部分出自西方行之有年的「大屠殺獨特性」（Holocaust Uniqueness）論述，也就是認為猶太大屠殺「不能被與其他屠殺相比較」，因為這場屠殺是人類歷史中「獨一無二的存在」。

學者為此提出了各種解釋，例如稱「因為受害人數高達600萬，所以這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罪行」，但也有學者直接訴諸「現代與落後」的解釋框架。例如德國歷史學家諾爾特（Ernst Nolte）對猶太大屠殺與紅色高棉大屠殺的比較，就引來哲學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批評，後者認為「柬埔寨是一個落後的第三世界農業國家，而德國是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家，兩次種族滅絕之間沒有可比性」。德國歷史學家於爾根·科卡（Jürgen Kocka）也在1986年表示，猶太大屠殺是特殊單一事件，因為這場屠殺是由先進西方國家所犯，與紅色高棉、史太林（Joseph Stalin，又譯斯大林）時期蘇聯、阿明（Idi Amin）時期烏干達的類似大規模屠殺都不相同，畢竟這些社會的本質都是「落後的」。

不過前述框架之所以被許多德國學者採用，可能也出自當年戰後德國知識分子的普遍原罪感，認為德國明明是「西方先進國家」，卻還犯下如此野蠻罪行，更該深切自我反省。只是這些論述也在現實上鞏固了大屠殺的「不容比較」，間接推高了以色列作為受苦民族的「神聖性」，並被極端猶太復國主義者不斷引用強調，最終也正如鄂蘭所說，讓猶太人擁有了「永恆的善良身份」，免受外界責難。

「新納粹」批評為何茁壯

整體來說，正因當年納粹大屠殺的圖騰過於鮮明，所以套用到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身上，增加了不少論述的衝擊性、歷史諷刺感。只是這些套用確實不能排除反猶主義的潛流，儘管其占比可能不高、甚至極低，卻畢竟在西方社會歷史悠久，且是導致納粹成功動員大屠殺的原因之一。因此長年以來，將以色列與納粹相提並論、或在以巴衝突上套用大屠殺敘事，都是某種危險的政治不正確，容易被反猶、否認大屠殺等敘事攻訐。

但從近20年的局勢發展來看，兩個現實正在改變二戰之後的輿論格局，讓「以色列是新納粹」的論述越發不受反猶主義的陰影掣肘。

首先是以色列的狀態。顯而易見，如今的以色列已非當年脆弱無祖國的猶太社區，卻還持續以受害者自居，這種作法不僅很難引發共鳴，還會強化以色列「把大屠殺當道德免死金牌」的形象，甚至連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例如立場左翼的前以色列議長亞伯拉罕·伯格（Avraham Burg）就曾嘲諷，「以色列人已經武裝到牙齒超過60年，擁有軍隊和特種部隊，擁有猶太人從未擁有過的能力，卻還每天害怕」；以色列議員奧弗·卡西夫（Ofer Cassif）也曾在受訪時表示，「將以色列與1930年代的德國相比是公平的」、「我們已經進入這個國家完全不同的歷史階段」。

再來是以巴衝突的反覆流血，其結果必然是讓以色列的「大屠殺受害者」身分持續失血。例如德國物理學家、大屠殺倖存者哈喬·邁耶（Hajo Meyer）就在2003年（第二次大起義的第三年）寫下《猶太教的終結》（Het einde van het Jodendom），指責以色列濫用大屠殺來躲避壓迫巴勒斯坦的罪行；無獨有偶，2018年3月加沙邊境示威事件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也在同年7月痛批，「希特拉（Adolf Hitler，又譯作希特勒）精神在以色列繼續存在」。

而2023年10月這輪以巴衝突的炸裂，無疑加劇了前述輿論格局的傾斜，讓「以色列是新納粹」的敘事更有市場。

例如沙特國王大學的政治社會學教授哈立德·達希爾（Khaled Al-Dakhil）就在衝突不久後公開批評以色列「以納粹風格推行其政策」，稱以色列「正在發動戰爭、屠殺和沒收土地，以建造定居點並迫使原住民流離失所。誰反對，誰就會被指控為反猶主義，但正是他們從德國帶來了納粹主義。」

2023年12月，獲得漢娜·鄂蘭政治思想獎（The Hannah Arendt Prize for Political Thought）的美國知名記者瑪莎·格森（Masha Gessen）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上撰文講述加沙戰爭，文中譴責哈馬斯10月7日的襲擊暴行，同時也批評以色列轟炸加沙地帶，「堪比納粹清洗東歐貧民窟」。可想而知，這篇文章引來德國以色列協會的抗議，瑪莎·格森的獲獎資格一度受到影響，不過因頒獎單位力保，最後還是以推遲典禮、縮小規模的方式，讓瑪莎·格森成功領獎。

2024年2月、國際法院對以色列種族滅絕案作出臨時判決不久後，巴西總統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公開發聲，稱以色列正對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實施「種族滅絕」，「這不是一場士兵對士兵的戰爭。這是一場準備充分的軍隊與婦女兒童之間的戰爭」，盧拉更表示「加沙地帶巴勒斯坦人民所發生的事情在歷史上從未發生過，除了希特拉決定屠殺猶太人的時候。」當然，以色列也為此暴跳如雷，並將盧拉列為「不受歡迎人物」，稱除非盧拉道歉否則將被拒絕入境，但盧拉無動於衷，巴西外交部則直接召回了駐以色列大使。

顯然，在以色列兵強馬壯、持續大開殺戒的現在，「大屠殺受害者」身份越來越難遮掩加沙的遍地鮮血，倒是「以色列是新納粹」的論述越來越有市場，且論者所要付出的政治不正確代價比過去任何時候都低。

當然從更嚴謹的角度來看，「以色列是不是新納粹」或許是學術問題；但在現實世界中、尤其是加沙戰爭正在進行的當下，這個敘事毫無疑問是輿論問題。而民眾要形成這種認知，其實也無須研究與爬梳學者的長期辯論，而是在事件進行的時空中，觀看媒體報道、KOL、社群討論、政治人物的相互博弈，直接就能疊加情緒感受形成認知。

有趣的是，這次美國媒體一如既往，都對衝突採取了親以色列的報道立場，例如聚焦10月7日閃擊造成的以色列傷亡、用極度煽情的語言講述哈馬斯的殺戮、片面強調美國在衝突後出現了反猶事件、嚴重迴避巴勒斯坦兒童與記者在戰爭中的死傷，卻還是無法讓輿論的風向一面倒同情以色列，更無法阻止「以色列是新納粹」的批評敘事壯大。

原因之一，是美國當下閱聽市場的年齡分層：傳統印刷媒體、有線電視主要覆蓋中老年閱聽人，年輕人則更多是通過TikTok、YouTube、Instagram和Twitter了解這場衝突。換句話說，後者不易被美國傳統媒體的親以立場所網羅，反而很容易在「新舊媒體之爭」、「真相vs假象」、「事實vs宣傳」的視野下，更加排斥親以的戰爭敘事，認為傳統媒體與猶太金融資本沆瀣一氣，已經毫無公信力可言。

但最主要的原因，當然還是出在以色列自己。衝突發展至今，以軍已在加沙造成數萬平民死傷，即便以色列曾有「哈馬斯先動手」的輿論防護罩，在如此不成比例、形同屠殺的報復下，也早就被槍林彈雨震成碎片。但以色列猶嫌不足，不僅揮舞染血雙手繼續殺戮，還讓外交官全球出擊，頻上節目、投書媒體為軍隊暴行辯護，滿嘴「以色列不以平民為打擊對象」的睜眼說瞎話，同時又把所有批評聲音打成「反猶主義」，稱外界指責「都只是為了詆毀以色列」。如此大言不慚、強詞奪理，只能更加暴露西裝筆挺下的泯滅人性，同時激化同情巴勒斯坦方對以色列的負面觀感。

而種種事態發展，也其實正如以色列《國土報》（Haaretz）副主編諾亞·蘭道（Noa Landau）的2021年文章所述，「以色列正在傷害與反猶主義的鬥爭」。當然，猶太人是大屠殺受害者的歷史身分不容否認，其政治正確性也很難因為這次衝突而消失，只是以色列要藉此自我保駕護航的空間，也明顯正在銳減，且衝突時間持續越長，這個空間只會消磨得越厲害。

到頭來，輿論恰如流水，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新納粹」諷刺能從能從過去的大逆不道、冒天下之大不韙，轉為今日的「雖爭議卻有市場」，以色列要負最大責任。

撰文：劉燕婷（香港01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