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禦性現實主義：日本會成為「東亞的以色列」嗎？

針對中東亂局和美以單邊軍事行動，有觀點認為，在東亞，日本近年放寬防衛裝備出口並加強介入台海議題，安全政策日益強硬，要慎防日本成為「東亞的以色列」。表面上，這一類比似乎合理：兩國都是美國的重要盟國，且在地區安全中高度敏感。但深入分析日本的安全文化（security culture）和民意數據，會發現這種的類比具有嚴重誤導性。

戰後日本依靠美日同盟威懾

從安全文化上看，以色列長期處於高威脅環境，其安全戰略強調先發制人和主動打擊。在歷史上，以色列多次在潛在威脅形成前發動軍事行動，以確保生存優勢。以色列的安全思維基於持續衝突與生存壓力，是典型的進攻型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而日本的安全邏輯則完全不同。自二戰結束以來，日本安全體制受到憲法第九條和日美同盟的約束，自衛隊的使命主要是防衛本土和依靠日美同盟來威懾潛在侵略，獨立海外作戰行動受到嚴格制約。即便在冷戰結束後，日本逐步擴展海外角色，例如參與聯合國維和或戰後後勤支援任務（如1991年停火後的掃雷，2001年的支援美海軍補給後勤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後維和），始終嚴格避開直接戰鬥行為，僅限於掃雷，補給或人道救援等非戰鬥任務。在本次美伊戰爭中，即使安全立場較為強硬的政治人物，如首相高市早苗，也主張不向中東地區派遣戰鬥部隊。在3月12日的國會答辯時，高市直接否定了在戰時派遣自衛隊掃雷的可能性。這一穩健態度表明，即便是某個鷹派政治人物在位，海外軍事行動在日本也難以獲得廣泛支持。

在民意方面，日本明治學院大學政治學者Paul Midford早在2011年，便在其著作《Rethinking Japanese Public Opinion and Security: From Pacifism to Realism?》 中，透過長期民意調查系統分析了日本公眾對安全問題的態度。他發現，約七到八成日本公眾對於海外軍事干預持反對態度，僅在「本土防衛」的情境下支持使用自衛隊武力。從日本內部來看，日本的防衛態勢既不是和平主義（pacifism），也不是以色列式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而是向正常國家邁進的防禦性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3月16日，日本《朝日新聞》的最新民調顯示，82%的日本人反對美國攻打伊朗，再次確認了這一安全文化趨勢。

日本不可能在台海脫離美國獨自行動

此外，即使是針對日本周邊潛在威脅，東京的回應也通常透過威懾與同盟體系實現，而非如以色列般拉美國下水，實施主動的軍事打擊。在東亞，圍繞釣魚島防衛討論、以及台海問題上的戰略布局，都體現出典型的防禦性現實主義的邏輯：在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的框架下，透過提升防衛能力與威懾信號來防止衝突，而不是單方面發動軍事打擊。這與以色列的先發制人存在本質差異。

2025年11月，高市的發言令她成為第一位明確將台灣有事與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直接掛鈎的日本首相。對北京而言，這不僅跨越紅線，更觸及中日歷史問題的敏感點，其反應激烈是可以理解的。但需要區分的是，高市發言的本質是基於美式的威懾（deterrence）邏輯：即透過提前表明日本可能的反應和決心（resolve），來提高中國武力行動的成本（cost），以期「嚇阻危機於未然」，其本質是防禦性的，而非進攻性的。瑞士學者Lionel P Fatton於2024年在《Asian Security》發表的一篇題為《冒險行事：日本對台前沿威懾姿態》（Sailing Close to the Wind: Japan’s Forward Deterrence Posture toward the Taiwan Strait）的論文也指出：近年來台海形勢的緊張提高了日本被捲入的風險，因此日本越來越傾向通過「前沿威懾」來緩解日本被捲入的可能性。

筆者在過去三年詳細深入研究了2006年以來三個日台關係案例，以探究冷戰後日本對台外交政策的本質和規律，發現日本是否介入台海問題主要取決於三個條件組合，包括：美國的外部壓力、首相的內政強弱，以及官僚的謹慎程度。在缺乏美國外壓、首相強勢且官僚謹慎程度高的情况下，日本在台灣問題上多採取自制姿態（如2018年的安倍內閣）；相反，在美國外壓強大、首相弱勢且官僚謹慎程度低時，日本介入台海的可能性反而上升（如2021年的菅義偉內閣）。在這三組條件中，美國對日壓力的因素至關重要，脫離美國壓力談日本獨力介入台海或鼓動美國主動軍事打擊中國是不可想像的。

以上過去的政策實踐與民意數據均顯示：日本更符合「防禦性現實主義」的特徵：即在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下強化威懾與防衛能力，同時對參加境外戰鬥保持高度克制，而非主動出擊或牽著美國鼻子走。這也意味着，「慎防日本成為東亞以色列」這一類比不僅不準確，亦可能對華人讀者形成誤導，影響其對日本安全政策的冷靜與客觀的理解。

撰文：張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