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合與誤讀：中日關係的認知陷阱

4月17日，日本海上自衛隊村雨級護衛艦「雷」號通過台灣海峽。在當前中日關係緊張的背景下，日方的這一缺乏克制的行為遭到北京的強烈批評，被中國輿論解讀為刻意選在《馬關條約》簽訂紀念日的挑釁。從日本內部角度來看，東京是否有意選定這一歷史敏感日期刺激中國？

2021年去世的美國國際政治學者Robert Jervis在其關於國際關係中錯誤認知的經典研究《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指出，國家在解讀他國行為時，往往存在一種「過度一致性假設」（overestimation of consistency），並傾向於高估對手決策的集中性與協調性，將其視為一個具有連貫戰略意圖的單一行動者（centralized actor）。這一傾向與更一般性的「一致性偏誤」（consistency bias）密切相關，即決策者傾向於將分散且不完整的信息整合為一個內在一致的認知框架。在此認知框架下，決策者容易將零散事件拼接為一個完整的「敵意敘事」。然而，實際情況可能是，對手的行動可能出於官僚程序、偶然安排，甚至純粹巧合，而非出自統一規劃下的戰略行動。當觀察者過度強調對方行為的戰略一致性時，誤判便容易產生，威脅感知（threat perception）被放大，進而加劇雙方的緊張與對立。

日方對中日歷史記憶缺乏敏感度

回看目前的中日互動，從日方決策機制來看，海上自衛隊的海外航行安排大多依據訓練節奏、演習協調、政治環境，而非基於特定的歷史紀念日。據日本《讀賣新聞》4月17日披露，日本海上自衛隊艦船通過台灣海峽，是繼2024年9月、2025年2月及6月之後的第四次。上次穿越間隔了幾個月，但本次間隔了10個月，原因是去年下半年中日關係因首相高市早苗有關台海有事的發言導致局勢緊張，因此自衛隊慎重考慮了艦船通過時機。然而，4月17日的通過，巧合地正逢《馬關條約》簽訂紀念日，依然觸怒了中方。

從日本內部來看，在歷史上作為加害者的日方對《馬關條約》的歷史記憶，遠不如中國社會那般敏感與深刻。筆者曾就這一巧合現象詢問過多位日本退休外交官和研究日中關係的日本學者/記者，得到的回應都是：日方應沒有意識到這一日期的敏感性。有日本學者表示：不要說4月17日，就算是7月7日，在很多日本人的意識中只會先想到七夕節，而不是中日歷史上的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本高中的歷史教育雖然普遍都會教授日中戰爭史，但對具體的爆發日期往往不會被過多強調，因此本次海上自衛隊的航行行動在時間上的重合是否意味著是要故意刺激中國，需要謹慎核實。

筆者長期追蹤過去十多年間的中日關係中的巧合案例，發現日方在涉及中國敏感歷史日期時，確實顯示出某種程度的「低敏感度」，從而引起中方的猜疑。例如，2012年7月7日，時任首相野田佳彥宣布推動釣魚島「國有化」方針。當時，在這一特殊日子宣布國有化無疑引起了中方的警惕。根據共同通信社編集委員森保裕的事後分析，當時野田政府方針的決策流程在7月6日已經定下，但《朝日新聞》在7月7日的獨家報導令野田政府於當日不得不被動地加以回應。因此，無論是《朝日新聞》還是日本政府內部都沒有留意到7月7日在中國歷史記憶中的特殊含義，無意中令中日兩國之間的猜疑加劇。又如，去年秋天，日本現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奈良的私家車牌號被發現為「37-77」，一度被部分分析解讀為刻意影射1937年的七七盧溝橋事變。然而，隨後有資訊顯示，該號碼僅為其本人與其丈夫生日的組合，並無明確政治含義或挑釁。儘管如此，在中國輿論場中，這一細節仍被進一步詮釋為對華歷史記憶的挑釁性象徵。

以上這些案例顯示，部分被視為「刻意挑釁」的行為，實際上可能源於雙方歷史記憶的不對稱。對中國而言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日期與符號，在日本社會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未必具有相同分量。當這種認知落差與當前的緊張關係和不信任狀況相結合時，便容易將巧合放大為挑釁和敵意。

須避免過度解讀對方意圖

避免中日相互誤讀，需要雙方社會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對日本而言，需要加強對中國歷史記憶與情感的理解，在涉及敏感歷史時點時採取更審慎的安排，有助於降低不必要的外交摩擦。日方各個省廳有必要把涉及中日關係的所有敏感日期預先記錄在案（如：4月17日——馬關條約簽訂、9月18日——九一八事變、7月7日——盧溝橋事變、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並避免在這些日期作出重大涉華政策行為刺激中方；對中國而言，則需避免將巧合事件「戰略化」的傾向，防止Jervis談到的「過度一致性假設」，即過度解讀對方的政策意圖和高估對方決策的集中性與協調性。唯有在理解與克制之間取得平衡，才能防止誤判累積為敵意，為目前緊張的中日關係保留更多理性互動的空間。

撰文：張望 （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學術院國際教養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