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駐北約大使：美國軍事最強，但30年來一場仗沒打贏

「美國擁有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軍隊，卻已經超過30年沒有贏得過任何戰爭了。」

伊沃·達爾德（Ivo Daalder）掰着手指細數道，「1945年至今，美國先後參與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當下的伊朗衝突。其中，僅1991年的海灣戰爭算得上真正意義上的勝利—— 即便如此，這場勝利也為日後的災難埋下了隱患。其餘戰事的結局，要麼陷入僵局、要麼徹底戰敗、要麼釀成戰略災難；而伊朗衝突，或許是美國二戰後犯下的最嚴重戰略失策。」

在這位美國前常駐北約大使看來，軍事力量冠絕全球的美國，30年來在自己發起的戰爭中都未嘗一勝，問題不在於火力不足，而是美式戰爭思維存在「根本性缺陷」。

當地時間5月26日，達爾德在「政客新聞網」歐洲版（Politico.eu）發表的專欄文章指出，著有《戰爭論》的普魯士軍事思想家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將戰爭定義為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延續，但華盛頓本末倒置——歷屆美國政府都將戰爭視為諸如外交破裂等政治失敗後的最後手段，且往往毫無預設的政治目標。

達爾德分析稱，美國的戰爭模式存在「三大結構性缺陷」。

其一，便是手段與目標的倒果為因：華盛頓不先確立政治目標、再選擇合適手段，反而先動用軍事力量，再寄希望於政治結果自然達成。

無論是越南戰爭的「滾雷行動」、伊拉克戰爭的「震懾行動」，還是這回對伊朗的「史詩狂怒行動」，每一次美國都投入壓倒性兵力，深信全面摧毀就能換來預期結果，但事實從未如其所願。

其二，是戰略目標的過度擴張。達爾德指出，美國的戰爭目標往往設定得過於宏大且不切實際，如政權更迭、文明轉型、輸出民主、終結恐怖主義，但軍事力量並非實現這些目標的有效手段。

他以海灣戰爭為例分析稱，這場由美國牽頭、34國聯軍參與的戰事能夠取勝，關鍵在於時任總統老布殊摒棄了錯誤思路，確立了「驅逐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軍隊」這一清晰且有限的作戰目標。老布殊頂住各方壓力，拒絕進攻巴格達，這份克制促成了廣泛聯盟、國際合法性，也為最終勝利奠定基礎。

時隔多年，小布殊卻受昔日鼓動其父擴大戰事的幕僚影響，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決策。此舉令當地陷入長達十年的戰火泥潭，伊朗壯大，整個地區的局勢也變得愈發動盪。

第三個、也是達爾德認為最為致命的缺陷是，華盛頓的決策者始終忽視對手的「非對稱動機」，錯誤地以為絕對武力可以彌補意志力的差距。

「事實並非如此。美國可能擁有武力，但對方卻有意志。越共、塔利班、阿拉伯復興黨、伊斯蘭革命者，他們都不會讓步。」

他提起，1968年越共發動的「春節攻勢」雖然在軍事上未能達成佔領目標，但其規模之大、行動之突然，令美國民眾大為震動，極大加劇了美國國內的反戰情緒，動搖了美國政府的戰爭意志，「越共清楚自己為何而戰，而華盛頓早已迷失方向。」

幾十年後，在數周內推翻塔利班政權後，美國官員在阿富汗為自己的「英明」決策沾沾自喜，但對於戰後規劃毫無規劃。在轟炸開始的前幾天，小布殊才想起來「政權垮台後誰來治理國家」的關鍵性問題。

同樣的問題在後來的伊拉克戰爭中再度上演：戰爭設計者預測會「輕鬆取勝」，美軍將被當作「解放者」迎接。但伊拉克軍隊被解散後，數十萬全副武裝的軍人流落街頭。後續爆發的叛亂本在意料之中，卻讓所有人猝不及防。

到了伊朗問題，美國這套漏洞百出的戰爭策略潰敗得愈發迅速。政府既沒有扶植温和繼任者上台的方案，也沒有應對失敗的預案，更沒有阻止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的對策，而這本應是所有人都該心知肚明的必然後果。

「驚人的戰術能力，無法替代清晰的戰略思考與合理規劃。戰術優勢不等於戰略勝利，正如戰術劣勢不等於戰略失敗。」達爾德呼籲，美國的戰爭方式應回歸「温伯格-鮑威爾」原則。

這套軍事決策框架誕生於上世紀80年代，由前美國國防部長温伯格（Casper Weinberger）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基於越戰教訓總結提出。該原則要求美軍僅在涉及核心國家利益時動武；擁有明確且可實現的軍事目標，並以壓倒性兵力確保勝利；獲得國內外廣泛支持；具備清晰的退出策略；僅將戰爭作為最後手段。

九一一恐襲後，隨着反恐戰爭需求，強調快速反應的「拉姆斯菲爾德原則」取而代之。

達爾德批評稱，象徵戰略理性的「温伯格-鮑威爾」原則，時至今日依然行之有效，可自海灣戰爭結束後，美國便將其拋諸腦後。現任國防部長赫格塞思雖聲稱以温伯格原則指導對伊軍事行動，實際舉措卻完全背離了各項準則。

「鑑於此，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軍隊，無法贏得自己發動的戰爭，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