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同為上世紀中葉從貧困中起步的人口大國，中印緣何發展差距不斷拉大？本文認為，常見的解釋——兩國改革開放時間先後、政策優劣或文化差異——都不足以說明中印差距的形成，關鍵變量在於人力資本與社會現代化。快速工業化需要識字、健康、可培訓、能穩定出勤並且擺脫傳統社會束縛的勞動者，而傳統農業社會難以自然產生這類勞動力。
中印差異正在於，中國在1949—1976年間通過高強度國家動員重塑社會結構，並在基礎教育、公共衛生和婦女勞動參與等方面長期「投資於民」，積累了工業化所需的人力資本；印度則始終未能完成同等程度的社會轉型和基礎性投入，缺乏支撐製造業起飛的大規模現代勞動力。因此，作者認為，中印發展分化並非始於1978年中國率先改革，而更早地體現在1950年前後的社會現代化進程之中：一邊是中國《婚姻法》的推行，另一邊是印度《印度教法典法案》的受挫，二者象徵著兩國社會改造能力的早期分野。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我常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1950年，和今天一樣，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是中國和印度。中國當時的人口體量要大不少，佔世界人口的22%，而印度佔15%；但實際上，兩國的處境十分相似。中印都是幅員遼闊的大國，並且在1947—1950年間形成了基本延續至今的國家形態。印度從殖民統治中獨立，建立印度共和國，中國則在解放戰爭勝利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彼時，兩國都屬於地球上最貧窮的地區，並將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試圖讓自己富裕起來。
中國近現代以來的發展歷程充滿挫折與挑戰。長期內戰和日本侵華戰爭曾給中國社會造成嚴重創傷，致數千萬人喪生。1949年後，中國進入新的歷史階段，但現代化進程並非一帆風順。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後期，一系列重大政策實踐和社會變動對經濟發展、社會秩序和人民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仍面臨經濟基礎薄弱、發展水平較低、對外聯繫有限等問題，國家現代化任務依然十分艱巨。
相比之下，印度的發展歷程更為溫和平緩。作為前英國殖民地，印度並未通過武裝鬥爭便完成獨立。殖民時代遺留的英式文官體系，後更名為印度行政服務體系（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被新生的印度共和國完整承襲。20世紀40年代末，隨著印巴分治，印度經歷了一段極端暴力時期。此後，印度迎來了數十年的和平、穩定和民主治理。印度開國領袖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是一位思想開明的世俗主義者，曾求學於英國頂尖學府，秉持科學、理性與社會進步的理念治理國家。自獨立以來，印度始終保留自由選舉、獨立司法與新聞自由等制度。
我想，如果我活在1950年，大概也會認為印度的發展前景更為樂觀，而中國面臨較大不確定性。到了六七十年代，我大概率還會維持這樣的判斷。當時抱有相同想法的人比比皆是。直至1985年，仍有知名經濟學家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與中國相比，印度更像是一個潛力尚待釋放的經濟奇跡。」
但他們都錯了。
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今的五十年間，中國經濟增速大幅領先同為亞洲大國的印度。如今中國已是全球製造業強國，亦是過去五十年裏經濟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1976年，中印兩國人均GDP基本持平，而當前中國人均GDP已達到印度的約2.5倍，民眾生活水平也相應更高。
從經購買力平價調整的收入中位數來看，1987年中國為每日1.88美元，印度則為每日2.94美元。進入21世紀後，中國工資中位數正式反超印度。2022年，中國收入中位數升至每日13.36美元，印度僅為每日5.54美元。1987至2022年這35年間，中國收入中位數累計增長611%，印度增幅僅為88%。
那麼，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中國一步步走向了富裕，印度卻始終沒能跟上發展節奏？中印之間這道不斷拉大的發展鴻溝，我們該如何理解？
2025年我到訪印度，借機向當地多位知名人士提出了這些問題，其中包括數名印度議員。我得到的最普遍答案，歸結起來就是「印度的改革起步更晚」。1950年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中印兩國經濟均處於國家嚴格管控之下；中國自1978年開啓改革開放進程，而印度直到1991年才邁出這一步。也就是說，中國足足領先了13年，其經濟增速超越印度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這個說法，其實解釋不了為什麼中國的增速能一直跑贏印度。2000年至2022年間，在兩國經濟都已改革多年之後——而且中國當時已經明顯比印度富裕——中國的增長率還是比印度高出一截。也就是說，即便在改革推行數十年後，印度的表現還是趕不上中國。光靠「改革啓動早晚」，說不通兩國的差距。
放眼整體政策環境，情況也相差無幾。印度諸多經濟政策效率低下且扭曲，制約了經濟增長；但中國乃至幾乎所有國家都存在類似問題。因此，單純依靠政策之別，也無法解釋為何印度在人均收入更低的情況下，經濟表現也始終落後於中國。
此外，用「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來解讀差異，同樣站不住腳。中印兩國文化迥異，民眾的行為模式也因此有所不同，這一點毋庸置疑。但這無法解釋兩國經濟增速出現逆轉的時間節點。早在二十世紀初，遠在新中國成立、印度獨立之前，印度的經濟水平實際上高於中國，當時，中印棉紡工人的生產效率也大致相當。即便中國相較印度存在某些文化優勢，這種優勢在百年前也並未顯現作用。
為什麼中國變富了，而印度沒有？我認為，產生這種差距的時刻並非出現在1978年，也不是1991年，而是大約在1950年。
快速工業發展需要人力資本，勞動者必須具備足夠的識字能力，能夠接受培訓；身體足夠健康，能夠正常到崗；紀律性足夠強，能夠按時上班；同時還要在相當程度上擺脫傳統生活的束縛，把自己的勞動出售給出價最高的雇主。傳統農業社會幾乎無法培養出這類勞動者——1950年，印度和中國的人口主體都是農民，他們大多目不識丁、體弱多病，並受到各式各樣的桎梏。想要讓人們成為現代經濟體系中高效的勞動者，就必須破除這些舊有桎梏。過去一千年裏，歐洲諸多發達國家一直在做的，正是這件事。1950年至1980年間，中國成功地複製了這一過程，以自上而下、力度強烈的方式推動了社會現代化。到1980年，當中國經濟開始向世界開放時，它已經是一個社會結構上相當現代、只是經濟上異常貧窮的國家，早已具備了快速工業化所需的人力資本。
但印度從未經歷過這樣的轉型。該國的傳統社會秩序在獨立後幾乎完好無損地保留下來；而印度政府也始終未能像中國那樣開發本國人民的人力資本。當印度最終在1991年正式對外開放經濟時，它的人民根本沒有像中國人民那樣，為迎接工業現代化做好準備。中國投資於人民；而印度並未付諸行動。
那麼，中國是如何做到的？為什麼印度沒能做到同樣的事情？
1949年，在經歷了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後，中國共產黨取得了革命勝利，殘餘的國民黨部隊則敗走台灣地區。
彼時，中國領導人確立了三大治國首要目標：一是在全國範圍內鞏固黨的領導；二是依照共產主義原則重塑社會形態；三是推動經濟轉型，將積貧的傳統農業國打造為富庶的工業化國家。
在實現經濟繁榮這一目標上，這一時期的實際成效有限。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始終處於極低水平，部分政策實踐也帶來了沈重代價。相比之下，在鞏固政權和重塑社會方面，國家則取得了顯著成效。1949至1976年，依託土地改革、整治各類舊式民間組織等一系列變革舉措，中國社會運行模式、政治架構與民眾生活面貌也發生深刻轉變。
甚至家族中的父權長輩也失去了相當一部分權威。過去由家庭和長輩掌握的決定權——比如婚姻安排或土地分配——被剝離出來，分別轉移給個人（如婚姻問題），或轉移給國家（如土地問題）。1950年，中國政府頒布《婚姻法》，禁止包辦婚姻、納妾和童養媳，賦予女性財產權和自由離婚的權利，並允許女性婚後保留自己的姓名。這一法律對長期支配中國婚姻關係的父權秩序構成了重大衝擊。與此同時，以「婦女能頂半邊天」為口號的婦女勞動動員，使成千上萬的婦女走出家庭禁錮，投入經濟生活。由此，傳統中國的家族單位（kinship unit）——它並不僅僅是一個家庭，而是一種能夠支配成員婚姻、財產和日常生活的自主性社會組織——被顯著削弱，並被納入新的社會治理秩序之中。
所有這一切意味著，在1949年到1976年間，國家力量深刻重塑了傳統中國社會：舊中國的社會圖景，連同其全部的複雜性和風俗習慣，被大幅簡化、整合。
在此基礎上，按照特定意識形態取向，國家鍛造出了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經濟發展在這一時期始終未能充分實現，但人的發展——大眾教育和公共衛生——則被證明取得了明顯成效。掃盲運動和大眾教育幫助中國的識字率從1949年的大約20%，提高到1982年的近70%。這一進步在女性群體中尤為突出：中國女性的識字狀況從幾乎普遍文盲，提升到同期約50%的識字率。
衛生健康方面的進展同樣迅速。20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中國兒童死亡率下降約80%，中國人均預期壽命也迎來全球範圍內規模空前、持續穩定的大幅增長。該指標從1949年的約41歲，升至1976年的61歲。與此同時，中國女性也真正走入公共生活，這在歷史上尚屬首次。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已高於諸多發達國家。
因此，到1976年，中國社會已經被徹底改造。彼時中國仍然是一個極度貧窮、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但其教育和健康水平，卻遠遠超過了同等收入水平國家的普遍水準。而且，延續千年、滲透中國人生活方方面面的傳統社會結構也已被徹底打破。中國在社會層面已實現現代化，只是經濟上極度貧窮。1980年，中國人均GDP僅為墨西哥的五分之一，但人均預期壽命卻與墨西哥持平。
這意味著，到20世紀70年代末，在改革開放正式開啓之前，中國就已經為工業資本的發展做好了充分準備。宗族關係、租佃制度、女性深居閨閣等舊有束縛統統被破除；中國勞動力流動性強、易於培訓且成本低廉。人文發展水平與經濟富裕程度之間的這種落差，最終必然會通過經濟的高速增長得以彌合。
20世紀80年代初，世界銀行分析師來華考察後指出，中國低收入群體在基本生活保障方面的境況遠優於絕大多數其他貧困國家的同類人群。報告還提到，倘若中國能將龐大的人才儲備、民眾的勤勉與自律，同提升資源利用效率的政策相結合，那麼大約一代人的時間裏，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便能實現大幅提升。而後來的發展也確實印證了這一判斷。
從表面來看，印度的發展歷程看似更為順遂。該國並非依靠戰爭爭取獨立，英國最終通過談判完成了政權移交。印巴分治釀成了巨大人道主義災難，死亡人數多達50萬至200萬，但這場動蕩的規模遠不及中國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歷史事件。獨立後的數十年間，印度維持了政局穩定與民主治理模式，也未曾經歷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遭遇的曲折與探索。
但印度也從未經歷過中國所經歷的那種社會轉型。
獨立後數十年裏，印度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是國大黨（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它曾是爭取印度獨立的核心組織。在1947年至1989年間，國大黨在野的時間僅有三年，其對權力的掌控雖非絕對，但毫無疑問佔據政壇主導地位。
然而，國大黨不是一場真正的意識形態運動。該黨誕生於19世紀末，最初只是印度知識階層謀求溫和改革的交流平台，日後才逐步發展為爭取民族獨立的群眾運動。國大黨是一個「大帳篷式」（big-tent）政黨，其成員涵蓋了印度社會的各個橫截面，包括左傾的世俗主義者、印度教傳統主義者、高種姓沙文主義者、低種姓活動家、地主、社會主義者，還有不少人並無明確政治立場，只因仰慕領袖魅力、或是看重黨員身份帶來的權勢而加入。
因此，儘管國大黨主導印度政治數十年，它卻從未提出過一套體系完整的社會改造方案。中國共產黨主動直面各類矛盾衝突，國大黨則刻意加以回避；中共自上而下推行激進變革，掃除一切阻礙力量，而國大黨卻選擇遷就現有利益格局，寄望於社會維繫穩定、發展循序漸進。
這並不意味著國大黨的領袖們沒有改造印度的雄心。尼赫魯從印度獨立起一直擔任總理，直到1964年去世。他極度反感印度傳統生活中愚昧的迷信、僵化的習俗與陳規，一心想要根除國內普遍存在的衛生惡劣、文盲叢生、飢饉與貧困等問題。然而，國大黨內部並未形成統一立場支持他，尼赫魯也始終缺乏真正推行上述改革的實權。
舉例而言，1950年，尼赫魯和他的司法部長、著名的低種姓活動家安貝德卡爾（B. R. Ambedkar）提出了《印度教法典法案》（the Hindu Code Bill），旨在全面改革印度教屬人法（根據印度憲法，不同宗教社群適用各自獨立的屬人法體系）。該法案計劃廢除一夫多妻制，賦予女性離婚權與財產繼承權，並允許跨種姓通婚。其框架與同年中國頒布的《婚姻法》相近，不過並未像中國《婚姻法》那樣禁止包辦婚姻。
然而，中國政府以政令形式推行新《婚姻法》，強勢掃清一切阻力。反觀尼赫魯與安貝德卡爾，卻遭到印度教傳統勢力的強烈反對，改革舉步維艱。就連印度總統也公開抨擊這項法案，稱「引入這些有悖印度教律法的外來理念」，將「造成家庭秩序動蕩」。
於是，《印度教法典法案》在議會中夭折。安貝德卡爾憤而辭職。尼赫魯雖日後推動印度教律法完成改革，卻不得不作出大幅妥協。例如，規範印度教繼承權的法律將農業用地完全排除在其管轄範圍之外，因而絲毫沒有觸及絕大多數有價值的財產；規範婚姻的法律雖納入了離婚權，卻同時增設恢復夫妻同居權條款，允許丈夫通過法院強制妻子歸家。
但法律條文本身其實並沒有那麼重要，因為法條執行力度極弱，甚至幾乎不存在。無論離婚和跨種姓婚姻在法律上處於何種地位，在現實中都極為罕見，因為村莊和家庭仍然不顧法律規定，繼續執行舊有規則。那些迫使女性放棄繼承權的習俗也依然普遍存在，例如拉賈斯坦邦的「haq tyag」，即「權利犧牲」，以及哈里亞納邦的「karewa」，即通過強迫寡婦改嫁來控制其土地權利。甚至連執行法律的官員也會破壞法律本身，負責登記繼承權申請的行政人員經常會向女兒施壓，要求她們簽字放棄權利，將繼承份額讓給兄弟。
而這正是二十世紀印度社會現代化嘗試的普遍模式：改革聲勢浩大，但實際落地卻收效甚微。1961年，印度政府將嫁妝制度定為非法，因為這一習俗固化了婦女的從屬地位，還助長了家庭暴力。但這項法律始終未能落地執行，嫁妝風俗依舊盛行，與之相關的暴力事件仍然頻發。1999年至2016年間，印度記錄在案的女性被殺案件中，嫁妝致死案佔比高達四至五成。
土地改革也是如此。20世紀40年代末至60年代，印度多個邦先後推行土改，卻普遍執法鬆弛。地主們通過各類合法手段規避政策，比如將地產轉至親屬名下、用虛假姓名登記土地；或是直接賄賂、脅迫公職人員。最終，土地改革幾乎未取得實質性成效。
這一切意味著，印度始終未能實現中國所完成的那種社會現代化。支配社會生活的宗族權責網絡與傳統權威體系完好如初。種姓長老會（Caste panchayats）依舊裁決糾紛；聯合大家庭（joint families）仍然將成員收入集中起來並在家庭內部重新分配；女性也仍然受到傳統生活中各種嚴格規範的束縛。
印度也未能像中國那樣實現人力資本的大幅提升。該國政府既無力變革社會形態，也無法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醫療衛生狀況始終不容樂觀。僅僅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印度的健康指標就從與中國不相上下，轉而被遠遠甩開。1950年，中印兩國人均預期壽命相差3歲；到1980年，這一差距擴大至11歲。兒童死亡率也是如此。1950年，印度有27%的兒童在五歲前死亡，中國為32%；而至1980年，印度該數值降至17%，中國則僅為6.3%。
教育方面也同樣如此。尼赫魯及其繼任者對技術發展和尖端科學成就抱有濃厚興趣，但他們從未對普及大眾教育表現出同樣的熱忱。於是，印度建起了印度理工學院（IIT）、印度管理學院（IIM）等一批世界級技術教育機構，其餘教育領域卻備受冷落。時至今日，印度高等教育的大部分財政經費仍流向這些精英理工院校，而它們招收的學生，僅佔全印大學生總數的2.6%。
與此同時，印度的大眾教育普及狀況依然十分糟糕。1990年，在超出正常畢業年限3至5年的適齡群體中，印度小學畢業率僅為55%，而中國達到87%；即便是那些上學的印度孩子也往往難以從學校教育中獲得多少實際收穫。2009年，印度參與了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該項目依據數學、科學與閱讀測試成績對各國學生進行排名，在全部73個參與國家和地區中，印度位列第72位，而中國位居榜首。礙於這份不盡人意的成績，印度此後便徹底退出了PISA測評。教育投入的短板同樣反映在識字率上，直至21世紀20年代初，印度識字率才勉強追平中國1990年的水準。
發展停滯給印度女性帶來的影響尤為殘酷。印度並沒有像中國那樣經歷一場偉大的婦女解放，嫁妝致死、強迫婚姻等各類傳統陋習依舊普遍存在。印度婦女識字率極低，1981年僅為26%。由於女性的命運仍被家族意志左右，絕大多數女性只能囿於家庭。21世紀10年代末，印度女性勞動參與率約為27%，位居全球低位。這一數值更接近阿富汗的18%，遠不及中國的61%。事實上，正是由於女性勞動參與率偏低，即便印度總人口更多，其勞動力規模也遠小於中國。2019年，中國勞動力總量比印度高出45%。
所有這一切意味著，當印度在20世紀90年代推動經濟自由化時，它根本不具備中國那樣規模龐大、素質優良且成本低廉的勞動力儲備。得益於精英技術院校，印度確實培養出一批高學歷技術人才，成為本國信息技術服務業的中堅力量；但該國始終缺乏足以支撐製造業發展的產業工人隊伍。相較中國勞動力，印度民眾整體識字率偏低、健康狀況較差、生產效率不足。同時，種姓制度與宗族羈絆束縛著民眾，人們不願外出務工，勞動力自由流動受阻。加之女性勞動參與率極低，印度的人口撫養比高於中國，每名勞動者需要供養更多非勞動人口。
當然，印度在自由化改革之後確實實現了增長；而且從歷史維度來看，整體增速也處於較高水平。但該國始終未能出現中國那樣的製造業熱潮與爆發式增長，究其原因，在於它並未築牢相應的發展基礎，缺乏必要的先決條件。
我認為，人們常常把經濟發展問題複雜化了。誠然，有些政策確實優於另一些政策，成功的經濟治理也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重大政策失誤可能造成嚴重破壞，不過歷史經驗也表明，這種破壞並不一定是永久性的。
歸根結底，國家就是由龐大人口構成的集體。這類集體能否發展向好，核心就在於其中的民眾本身——國家如此，企業、樂隊、體育團隊亦是同理。人力資本才是真正的關鍵。民眾是否具備讀寫能力、是否因營養不良導致身體發育受阻、家庭是否允許他們外出務工，這些都至關重要。當然，人力資本並非唯一要素，想要充分調動一國的人力資本，完善的制度體系同樣不可或缺。然而前提在於，必須先儲備足量的優質人力資本。
不過，國家的一個優勢在於，國民的整體素養是可以被重塑的。國家可以教他們讀書識字，確保他們獲得足夠的食物，也可以保障他們擁有自主作出決定的自由。這並不容易，而且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顯現效果——尤其是童年時期的營養不良和劣質教育所造成的後果，往往難以徹底扭轉。但毋庸置疑，民眾的綜合面貌終究能夠得到改變。
1980年的中國之所以堪稱「蓄勢待發的發展奇跡」（miracle waiting to happen），正是因為此前該國數十年始終在完成上述積累。對外開放之時，中國已擁有數億能力出眾、紀律性強、身體健康且具備讀寫能力的勞動者；傳統觀念對民眾的束縛被打破，市場規則得以擺脫舊有秩序的阻礙、順暢運行。加之彼時，中國國內經濟水平尚且滯後，勞動力薪資水平處於極低區間。由此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國一旦向世界開放經濟，就增長得如此之快。
印度政府並未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那樣，推出一系列激進且代價沈重的決策。但另一方面，印度既未能像中國一樣進行基礎性投入，也始終無法以中國那般強度去撼動本國傳統社會秩序。
因此，在人均預期壽命、兒童死亡率、識字率、女性勞動參與率、兒童消瘦率、兒童發育遲緩率、孕期貧血率、孕產婦死亡率等各項指標上，中印兩國早在經濟自由化改革之前就已拉開巨大差距。在我看來，兩國發展真正出現分水嶺並非始於1978年中國先一步啓動經濟改革，而是在1950年——這一年中國頒布並推行《婚姻法》，而印度的《印度教法典法案》卻未能落地。兩國日後的發展走向，在此時便已注定。
換言之，印度其實從未真正完成那些基礎工作。過去幾十年裏，印度的健康和教育指標已經顯著改善。儘管其經濟增長未能像中國這般創下世界級的發展奇跡，但進入21世紀以來，印度依舊幫助海量人口擺脫了貧困。按照當前的增長速度推算，印度人均收入有望在本世紀40年代逐步追平中國。事實上，印度在未完成中國式社會變革的前提下，仍能取得如此可觀的經濟增長，著實令人驚嘆。考慮到社會變革伴隨陣痛，這或許也算是一件幸事。
但對於印度人民而言，這也是一場悲劇。他們仍然比中國人民貧窮得多，處境也差得多。印度婦女的處境更是依舊堪憂。
因此，梳理中印兩國發展分化的這段歷史，能得出一個淺顯的結論：國家想要擺脫貧困、走向富強，重中之重便是投資於人。
我2025年在印度待了一段時間，我注意到，印度政策制定者們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堅信，只要做一些調整——這裡搞點產業政策，那裡放開一下市場——印度就能追上中國的增長步伐。我並不想苛責他們有這樣的想法，畢竟，好的政策確實有助於國家增長。
但中國的爆炸性增長，絕非單純依靠放開市場、減少國家干預、並鼓勵民眾「致富光榮」（glorious to get rich）那麼簡單；它也不只是依靠政府干預扶持製造業、向重點企業提供補貼就能實現。中國之所以能夠成功，根源在於數十年如一日深耕人力發展與社會現代化等基礎領域，而印度並未做到這一點。因此，其餘的一切，不過都是注腳。
作者簡介：大衛·歐科斯（David Oks），美國作家、前政治活動家。長期關注經濟、技術、歷史、國際事務等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