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恐襲　同理心與認同引發多人挺身而出對抗槍手

廣為人知的「旁觀者效應」指人多時責任分散，但研究顯示其更為複雜：群體反應或稍慢，但總有人會挺身而出。

澳洲悉尼邦迪海灘（Bondi Beach）恐襲事件中，多位平民冒死反擊槍手的行為，引發對「英雄主義」心理機制的深入探討。美媒引述學者説法，解析該行爲背後心理機制，稱該行為並非常態，其背後是同理心、認同感與情境判斷共同作用的結果。

內布拉斯加大學政治學教授、《解開英雄主義（Untangling Heroism）》作者科恩（Ari Kohen） 指出，多數人在危急時會因風險而退卻，真正行動者需突破大腦強烈的自我保存本能。

加州理工學院哲學教授夸茨（Steven Quartz）解釋，大腦需在瞬間完成三個步驟：意識到事件並對受害者產生強烈同理心、判斷行動可能有效、並快速承諾行動以克服僵住或逃跑的直覺。約10% 的人天生具備高同理心反應，但這非必要條件。

事件中，來自烏克蘭的古爾曼（Boris Gurman） 夫婦、敘利亞裔的艾哈邁德（Ahmed al Ahmed） 及猶太背景的莫里森（Reuven Morrison） 背景各異，卻共同行動。英雄想像計劃執行總監蘭登（Matt Langdon）分析，邦迪作為多元社區的象徵，可能強化了在場者的共同歸屬感。

科恩以二戰期間法國勒尚邦（Le Chambon-Sur-Lignon） 新教徒村民拯救數千猶太人為例，指出自身受迫害的經歷能擴展對其他受苦者的認同與同理心。此外，對暴行的憤怒與「這不該發生在此地」的認知，亦能觸發立即行動。

邦迪事件表明，在極端情境下，驅使人行動的往往不是超凡勇氣，而是深刻的同理連結、對不公的憤怒，以及「必須做點甚麼」的內在驅力。這些特質並非天生，而能在包容的社區文化與適當準備中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