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蘭大學學者剖析伊朗社會 「伊封閉建制驅良幣 政策常錯難救經濟」

階層流動反催生年輕世代撐改革派

伊朗近代史最重要的轉折自然是1979年革命，親美的巴列維王朝被推翻，最終霍梅尼鞏固權力，建立以什葉派教士主導的神權統治。儘管如此，這套建制也不是「鐵板一塊」，1990年代冒起的所謂「改革派」便是例子，其代表人物是1997年爆冷當選總統的哈塔米。惟改革派勢力無力抵抗強硬保守派的反擊，更在1999年學生示威和2009年反選舉舞弊的「綠色運動」示威中被革命衛隊及旗下巴斯基民兵血腥鎮壓。

阿萊迪尼分析，當年革命的背景是原先主導伊朗社會的左翼和「中間派愛國主義」兩大精英集團都開始失去民心，令具組織力的非主流宗教激進保守派乘時而起，並在革命成功後主導政權。他指新政權架空了中產階層，成功拉攏城市內的傳統中下階層（例如商店東主）和因國家人口結構變化而湧入城市的低下階層，得以維持權力。但在他看來，這套管治模式不可持續，因為政權中人以及接受政權招募的中下階層和低下階層，也會逐漸變成新的中產階層，尤其是他們受過教育的孩子們，會要求新的變革。這就是為何年輕世代會在1997年大選支持哈塔米和在2009年支持綠色運動。

革命47年以來 伊經濟從未復舊觀

在開戰前不久，伊朗剛經歷至少是2009年來最大規模的全國大示威，導火線正是強硬保守派教士和革命衛隊佔盡伊朗經濟利益，平民以至昔日支持神權統治的巴扎（市集）商人卻飽受經濟停滯、通脹飈升和貨幣貶值之苦。據美國聖路易斯聯儲銀行以2010年美元幣值為基準推算，伊朗的實際（經扣除通脹）人均GDP在1976年1月升至最高的7422.1美元，但1979年革命後從未高過6000美元，在以色列-哈馬斯戰爭擴散至伊朗本土前的2024年1月也只有5834.4美元。

「從經濟角度看，制裁、政府管理不善和不恰當的國際關係，令伊朗過去47年來失去重大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機會。」阿萊迪尼坦言，對比全球其他國家，伊朗確實在預期壽命、識字率等社會指標上表現「優於平均」，但經濟指標就談不上有何成就，畢竟伊朗本身有石油財富等豐富資源以及龐大人口，卻未被轉化成實際發展成果，「要記得伊朗一如土耳其和中國，不曾成為殖民地，即使確曾受殖民強權破壞，起步點仍好過許多國家」。

用人重忠誠勝能力 決策扭曲難修正

被問到以上3個因素中哪個最重要，阿萊迪尼答道：「我相信人類能動性（human agency，按：指人類在客觀環境限制下自主行動來影響周邊的哲學概念）……這意味着我相信是政府政策（管理不善）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解釋，從管理人員招募的角度看，伊朗政府屬於「封閉系統」，即為免能力較差的建制舊人被淘汰，只能一直排斥專業人士接掌管理職位，自然難以制訂更優秀政策，即使伊朗建制嘗試加強「自己人」的教育水平，但正如前述，受過教育的「自己人」未必接受建制那套思想，自然失去建制信任。

「忠誠遠（比能力）更重要。」阿萊迪尼坦言，當重要決策者往往是宗教學校出身的教士，政策判斷不再基於對國家的真實成本效益分析，也難以自我修正，「他們本可克服制裁，制裁也應早就結束，而非持續數十年」。他慨嘆這些年來的制裁和「美國想奪走的濃縮鈾」到底為伊朗帶來了什麼，「什麼都沒有，這就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