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對華戰略成功了嗎？九年來的中美若干關鍵數據對比

儘管2017年以來美國施展了二戰結束後最大強度的經濟圍剿政策，依然沒有阻止中國全球影響力的進一步提升和向全球價值鏈上游的移動，中國還是實現了從全球製造中心到研發中心，從工業超級國家到科技超級國家的轉變，並且，這種轉換的速度依舊是很驚人的，並不比70年代的日本或90年代的韓國在順風順水環境中轉型升級慢。

（1）特朗普的第一次當選重新塑造了中美關係

5月13日至15日，特朗普將再次訪問中國。小布殊任期八年，四次訪華；奧巴馬任期八年，三次訪華，不過自從2017年特朗普訪華後，中美元首互訪外交中斷了九年。

這其中原因當然是特朗普推動的對華政策逆轉造成的。2016年初夏，也就是距今整整十年前，特朗普以素人面貌殺入總統大選，起初看來，他根本不是希拉里的對手。民主黨依舊熟練地操作起國內族裔平等、反恐、反擊俄羅斯擴張、關注氣候變暖等話術，不過特朗普成功地改變了美國選民的注意方向，三次總統辯論中，雙方提到中國達43次，一舉超過ISIS、俄羅斯、氣候變暖等成為最高頻詞彙。

大家開始關心中美貿易逆差、美國製造業流失等問題，特朗普團隊的「中國偷走了美國人工作」的競選語言，成功俘獲了美國東北部和中部選民，他們把特朗普兩次送進了白宮。

不管日後歷史如何評價特朗普，特朗普肯定都要佔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地位，他改變了歷史方向，其中一點就是將中美關係由過去四十多年的競爭性合作，變為有限合作下的衝突性對抗。儘管民主黨政府在內政外交上咒罵特朗普，但是拜登政府依然繼承了特朗普對話政策的精髓，並且還更變本加厲。

但是在把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從3.1%（2017年平均實際水平）上升到32%（2025年平均實際水平）之後，在美國國會內屬的證券監督委員會（SEC，非內閣行政機構）通過了對中國在美上市企業苛刻的會計法則之後，在美國商務部、財政部、戰爭部等部門把中國2782個實體納入出口管制或制裁清單後——幾乎涵蓋了所有具有一定科研水平的高校、企業和研究單位。特朗普主義下的對華競爭策略贏了嗎？

我們至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沒有輸，如果中國輸了，特朗普不至於急不可待地、再三堅持地要來尋求改善關係（儘管只是局部的），因為，勝利者從來不會採取這種姿態。關於具體這些年美國對華政策的真實效果，我更願意用一系列經濟領域的關鍵數據來說明（比較的起點是能蒐集到的2016年或2017年的數據，終點是2024年或2025年數據）。

（2）關於中美GDP真實差距的探究

2016年中國的GDP相當於美國的60%，2025年為64%，其中頂點是2021年，中國GDP一度達到美國的77%，這兩年又有迅速回落。從表面上看，中國的實力略有提升，但根本差距並沒有縮小。不過筆者認為目前中美GDP核算方法的差異，以及美國GDP的增加更多依賴物價通脹和美元升值，而非經濟創造能力的擴大，所以美國GDP中水分很多，目前的名義GDP並沒有反映美國與他國的真實對比。

比如，2025年美國GDP超過30萬億美元，從20萬億到30萬億僅用了7年，而歐盟的GDP2008年就達到16萬億美元（約為美國的1.2倍），至今尚未突破20萬億美元，這很大程度是匯率數字遊戲的結果。2025年美國GDP全球佔比再次超越了26%，達到1991年至1997年的水平，也就是其發展黃金時代的水平，顯然這是與美國實際情況不符的。

再如，以製造業增加值和勞動生產率看。按照名義GDP統計，2020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是美國的2倍，但是2025年僅為1.65倍，這跟各領域中美產能差距加速擴大的事實嚴重不符。按照製造業勞動生產率算，美國2025年達到24萬美元，是中國的近六倍，或者日本和德國的三倍。

而從行業實際看，目前主要行業中國勞動生產率也已經接近美國，鋼鐵行業中國勞動生產率約為960噸/人/年，美國約1000噸/人/年，汽車整車製造行業，中國人均產量約7輛/年，而美國約在9輛上下，即便考慮美國產品附加值高於中國（比如平均新車價格約為中國兩倍），但是也絕對不會達到中國的六倍。

大家都知道日本和德國都是全球製造業最先進、效率最高的國家，主要行業人均產出能力，美日德都相當，但是以名義GDP核算卻有天壤之別。這一方面基於美國製造業增加值統計，把美國設計、他國生產的東西也囊括進去，讓GDP虛高了20%左右，另一方面則是匯率的原因。

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美國GDP近七年猛漲10萬億美元，很大程度是財政和貨幣手段下的財務報表美化，按照北京師範大學李翀教授以2017年不變價格測算，扣除通脹和匯率操縱因素導致的「水分」，2023年中美GDP實際對比為0.74:1，筆者認為這比較符合實際水平，如果考慮近期人民幣升值等因素，2026年中美GDP對比應該達到0.78:1，中國相對於美國的實力差距還是小了很多。

（3）中國在全球供應鏈地位上的穩步上升

在貿易影響力上，2016年中國大約是20%經濟體的最大貿易伙伴，2024年上升到40%左右，同時至2025年，中國躋身全球157個經濟體的前三大貿易伙伴。而美國作為最重要貿易伙伴的國家僅剩下不足10個，或者60餘個經濟體的前三大貿易伙伴。

儘管美國發動大蕭條以來程度最激烈的貿易戰，希望把中國從全球供應鏈體系中排斥出去，但是全球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一直在增加。我們可以通過中間品（intermediate goods）的出口地位來衡量這個指標，2016年中國出口了8820億美元中間品，全球佔比為12.5%，2025年則上升到1.79萬億美元，全球佔比上升到20%左右，大約是美國的1.7倍、德國的2.2倍。中國約有331種關鍵中間品的世界市場佔比增加了10%，其中上漲最明顯的是鋰電池和電子元件。

學術界也通常用美國蘋果公司中國供應商數量的變化，來衡量中國的供應鏈地位。2017年蘋果發布的200家核心供應商中，中國大陸企業到19家，低於中國台灣的52家、美國的44家和日本的41家，最新的一期（2024年）蘋果187家核心供應商中，中國大陸企業達到51家，位居全球第一。這說明，儘管美國一直推動本國企業對中國進行「脱鈎斷鏈」，但是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仍在增加。

（4）中國企業研發能力和價值鏈地位的顯著提升

與規模上進步更明顯的是中國產業在價值鏈上的上升和科研競爭力的提升。中國高技術產品在製造業增加值中的佔比從2016年的12.4%上升到17%，高技術產品出口額2024年超過8800億美元，約等於美國和歐盟之和的85%。根據2020年世界銀行發布的年度報告，中國的產業層次已經由初級產品型，上升為先進製造業和服務業型。

中國企業的研發能力也有着史無前例的增強。根據2016年歐盟記分牌發布的全球研發2500強榜單，中國入圍數量為376家，入圍企業總研發投入為498億歐元，美國為822家、2454億歐元；2025年全球研發2000強中，中國達到581家、2610億歐元，其中華為、騰訊、阿里巴巴、比亞迪等15家企業入圍全球100強。

總體看，中國入圍數量從美國的45.7%到86.2%，費用之比從20%上升到38.3%。2025年中國研發經費達到了 3.63 萬億元，投入強度（經費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 2.69%，儘管中國與美國有一定差距，但已經接近OECD國家2.73%的平均水平。

另一個指標是中國PCT專利數量的變化。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的統計，2016年中國PCT專利申請量為43168件，美國為56595件，中國全球佔比約18.4%，位居世界第三；2025年中國則上升到73718件，全球佔比增加到25.6%，已經超過美國的54087件。在全球專利50強企業中，中國大陸企業共14家。這些都說明，在很多技術研發關鍵指標上，中國已經超過了日本和歐盟，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研發中心。

汽車、手機制造是當今供應鏈最複雜的產業之列。傳統油車需要2萬多個零部件，即便是電動汽車也需要1萬多個，智能手機儘管只需要2000多個零部件，但是這麼多東西裝進狹小的空間，技術要求要更高。因此，本土自主品牌的汽車和手機的產能，尤其是中高端產品的產能是衡量一國價值鏈水平的重要指標。

2017年之前，中國自主品牌汽車銷量第一次突破1000萬輛，不過絕大多數集低價位，當年平均售價在9萬元以下。在30萬以上的高端車市場中，國產品牌銷量不足1萬輛，佔比低於0.6%，並且還都是單位採購的紅旗公務車，消費市場上幾乎完全是外資車的天下。從出口價格和市場看。2017年中國汽車出口量為106萬輛，單價為1.32萬美元，以最基礎型低端家用車為主。十大出口目的地中，幾乎全是非洲或拉美中低收入國家。

不過2025年中國市場30萬元以上檔位中，自主品牌佔比已經上升到41%。從出口來看，不僅實現了出口量猛增，2025年突破800萬輛，是日本的近兩倍，平均單價也達到1.82萬美元，其中新能源汽車價格達到2.98萬美元，已經超過日本（2.63萬美元）和韓國（2.53萬美元）的汽車出口單價。中國汽車十大出口目的地國中，已經有6個是高收入國家（比利時、澳洲、英國、沙特、阿聯酋、西班牙）。

手機方面，2016年中國自主品牌手機絕大多數價格在2000元以下，出口均價僅為97美元，高端機完全是蘋果、三星等外國品牌的市場。2024年中國市場600美元以上高端機中，自主品牌佔比上升到46%，尤其是國產手機在600-800美元價位佔據了絕對優勢，中國手機平均出口價也上升到165美元，其中智能機為224美元。

在這九年間，中國製造業總體來說實現了「中國製造」向「中國品牌」的轉變，中國獲取國際競爭力的方式從勞動力價格比較優勢，轉為技術研發、營銷模式優勢，這是工業化從低階向高階的一個躍升。

（5）基礎科研上的變化

在基礎科研上，2016年中美還有不小的差距。以論文標準水平最高的自然指數（Nature Index）為例，2016自然指數統計期刊全球論文發表量為57528篇，中國為7065篇，約為美國20765篇的37.5%，百強機構中國為10家，而美國多達48家。2023年中國的自然指數首次超越美國，2025年度自然指數刊物體系的90283篇論文中，中國的份額達32122篇，遠遠高於美國的22083篇。

2025年度全球有5173所高校發表自然指數統計範圍內的文章，其中中國大陸共有892所，佔總數的17%，高於美國的836所和日本的307所，這意味着中國過去只有少數頂尖級高校才能在自然指數刊物上發表文章，而現在地方普通本科學院也可以做到；其中排名前100的高校中，中國大陸佔42所，高於美國的36所。

2016中國發表SCI論文32.4萬篇，比美國少18萬篇，而2024年SCI收錄的中國論文達到86.68萬篇，全球佔比上升到32.9%，已經比美國多出34萬篇，具有絕對優勢。根據荷蘭萊頓大學CWTS數據庫的統計，2020-2023年中科院以107707篇的SCI論文發表量位居全球首位，高於哈佛大學的95463篇，全球排名前50的機構，有19家位於中國大陸，美國則為12家。

儘管中國有「唯論文主義」、「論文注水」的現象，但是統計數據依然表明，中國的科研質量也有了本質提升，2013年中國作者撰寫的SCI論文平均每篇被引用 7.57 次，相當於世界平均值 11.05 次的68.5%，除了數學和工程技術外，其他學科引用水平不足世界平均的50%，2024年中國論文平均每篇被引用17.24 次，已經超過世界16.43次的平均水平。從學科層面看，中國在材料科學、工程技術、化學、環境與生態學、物理學、計算機科學、農業科學、藥學與毒物學和數學共9個學科領域的論文被引用次數排名世界第一。引用率達到前10%的論文數量排名前50機構中，中國也達到16家，僅次於美國的17家。

（6）國際競爭最前沿的數字科技和人工智能方面，中美的差距依舊在縮小

2016年至2020年之間，中國的網路科技企業營收爆發出增長力，美國股票市場上的「中國概念股」深受西方財經媒體和資本界的青睞，不過這種競爭力是基於中國網路受眾和消費規模的龐大，在技術和商業模式上，中國仍然是美國或西方的追隨者、模仿者。

儘管2021年以來中國網路企業的市值下降了很多，與美國同行的差距不斷擴大，然而這些年它們的科技研發能力卻在快速上升，與美國同行的差距有了很大的縮小。如果說在2016年，美國的網路巨頭在科技研發上是成熟的大學生，中國同行則只不過是初綻頭角的初中生，今天如果美國網路巨頭已經進化到博士生的話，中國同行至少也相當於大學生，甚至是碩士生了。

比如根據2016年的歐盟記分牌排行榜，網路領域中國研發投入第一的企業騰訊數值為11.8億歐元，僅為谷歌的十分之一左右，全球總排名為117。同年的進入全球專利100強的數字科技類企業中，幾乎全部為美國和日本企業，尚沒有中國企業入圍。不過我們通過2025年的這兩份權威統計看，2024年度騰訊的研發投入達到93.2億歐元，全球排名上升到第20位，與甲骨文、英偉達不相上下；騰訊的PCT專利申請數量為867件，亦與谷歌的1236件相差不大。

人工智能方面，2017年，成熟的人工智能企業美國有87家，中國只有9家；美國有123所大學擁有人工智能專業或實驗室，中國只有12家，也落後於加拿大的21家和印度的18家；截至2016年，在人工智能的十五個主要領域中，美國專利數量全部，高於中國領先中國1-5倍不等。

根據2026年度《斯坦福人工智能指數報告》統計，截至2024年，中國在全球AI論文總髮表量中佔比達23.2%，已經超越美國；全球引用次數最高的100篇論文中引論文，2019年美國為68篇、中國為23篇，2024年美國46篇、中國41篇，美國優勢基本喪失；中國擁有的AI領域授權專利佔世界總數的74.24%，遠高於美國的20.9%；美國對語言大模型的研發也遠遠早於中國，中國到2021年才推出一個真正意義大模型，不過到2025年全球頂級大模型中，美國為50個，中國已經達到30個；在人工智能應用方面，2024年中國安裝工業機器人29.5萬台，是美國3.42萬台的8.6倍。

（7）美國應該改變思路處理中美競爭，在雙方實力接近情況下，合作比內耗式對抗更明智

綜上可見，儘管美國施展了二戰結束以來最大強度的經濟圍剿政策，其力度遠甚於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對日經濟戰，依然沒有沒有阻止中國全球影響力的進一步提升和向全球價值鏈上游的移動。2017年以來的9年，儘管大國衝突不時陰雲密佈、雷電交加，中國還是實現了從全球製造中心到研發中心，從工業超級國家到科技超級國家的轉變，這種轉換的速度依舊是很驚人的，並不比70年代的日本或90年代的韓國在順風順水環境中轉型升級慢。

所以說，無論是特朗普主義的貿易戰和孤立主義策略，還是拜登主義的「小院高牆」策略，儘管可以給對手帶來一定干擾，但是終究都是「無效策略」，與其戰略目標相距甚遠，其原因有三：

第一，中美關係不同於美蘇關係，美蘇是原生型的對抗型、零和競爭型關係，一方的存在是為了推翻另一方，把自己的制度模式複製到對方那裏，尤其是蘇聯的國家發展目標就是推翻美式資本主義。而現代中美關係本質是共生合作型的，是基於同一個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成長起來的關係。從19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的經歷講，今天的中國某種程度是美國（技術、資本和貿易規則）塑造的，今天的美國也是中國塑造的，美國本土產業結構、社會結構的變化是基於中美形成的高度協作的全球資本鏈、產業鏈合作關係。

所以，美國就無法與中國深度切割，也就無法完全阻斷技術交流渠道，是以，儘管去年經歷了貿易戰的摧殘，但是中美貿易額仍然高於特朗普第一次當選前的2016年。美國只有從意識形態上再造美國，與過去一百多年的美國徹底告別，才有可能實現與中國徹底脱鈎。

第二，純粹從理想化的模式講（只有在最嚴苛的制裁體系下，比如對伊朗和朝鮮模式的制裁），技術交流可以阻斷，但是人類基礎科學和基礎技術原理的交流不可能阻斷，即便是冷戰對峙中，中國科研機構也可以訂閲到國際上各種頂尖科技雜誌，錢學森等人也就照樣可以了解國外最新動態。

因此，制裁只可以阻斷某些科技產品的流通，但是無法阻止科技原理的流通，而一個國家只要有大規模市場，以及擁有一個活躍的、開放的市場經濟體系，很快可以實現開發應用——這顯然是中國目前具備的，並且技術轉換應用能力可以說是全球最強大的。

第三，其實這也是第二點的引申和深化，那就是中國在過去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和全球化中，中國積累了一大批具有極強技術開發能力的企業，以及政府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政企合作路徑、產業激勵路徑，使得中國可以迅速在新的賽道上實現彎道超車。從近十年中國企業在新興科技領域看，它們的創造力正處於加速增長階段，美國的制裁模式會暫緩中國的進步，但是根本上無法阻止，只會促成中國形成更齊全的產業門類體系。

所以，以特朗普本次訪華為契機，美國是否應該思考一改變對華戰略思維了？在雙方實力接近，各自國內體系相對穩定情況下，通過尊重彼此實力，尋求相互合作帶來的好處，要遠遠大於把大量資源用於對抗，而獲得的好處。

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迅速戰勝對方，如何進行零和遊戲競爭，一定是巨大的相互內耗。中美兩國經濟體量、科研資源之和都在全球40%以上，是全球科研創新的主要發源地，把大量資源用在競爭性對抗中，對人類的進步來說也是一大損失。

與世界多數主流文化相比，中國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文化是一種温和的、缺乏侵略性的文化，美國以新教為根底的文化，具有濃厚的普世主義和社會主義色彩，相較於基督教——伊斯蘭教文明之間，新教——斯拉夫東正教文明之間，雙方有更好的合作基礎，這也是中美過去四十年多數時間能夠得到友好共處的原因。

從一個更宏觀的歷史發展視野上講（也是接下來很現實的挑戰），現在人類處於文明秩序轉換周期的前夜，即從人口上講，以美歐為主軸的、東亞為側翼的理性化、現代化力量在逐漸萎縮化（儘管這個秩序是歐美人創造的，但是中國復興依賴於這個秩序），而西亞、非洲等代表的非現代性、帶有非常激進色彩文化的人口在急劇上升，或許到2100年歐美和東亞人口之和只佔全球15%左右，而非洲會達到40億，從巴基斯坦到塞拉利昂，從埃及到南非這一地理單元人口將會增加到50億左右。

儘管中美對對方來說都是不樂意看到的威脅，但是極端宗教主義和人口塌陷下移民的威脅，更是致命的。人類現有的穩定的、理性主義秩序在21世紀剩餘時間面臨挑戰，中國、美國以及歐洲聯合起來才能延續人類和平和現代化的周期。重新回到傳統式的零和競爭，只會兩敗俱傷，助長現有秩序的解體，站在歷史終結之處的勝利者，不是中國，也不是美國，而是一股新的第三力量。

對於中國來說也永遠不能驕傲自滿，在尖端技術和高附加值產業領域，中國與美國的差距還非常遠，雖然中國人更努力，但是美國企業和科學家的想象力遠遠比中國豐富，筆者也在數據庫中驚歎地發現，儘管中科院系統的SCI論文發表量全球第一，但是進入前1%高引的比例全球只排名第765，所以，美國永遠是一個值得學習的，並且有可能隨時創造奇蹟，改變競爭結局的對手。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阜成門六號院」